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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互博弈和妥协的身影

中国经济的经典性困境国有经济被认定为中央集权和政权稳定的经济、政治保证民营经济则承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的职责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调配，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从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畸形化决策层对这一冲突并非没有察觉，而是陷于技术性的困顿

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势必将削弱中央的集权能力

强国与利民本是相互依存的命题当后者不至，前者自然暗淡

任何选择都有代价，统一也不例外。若将这个汉字组合拆解开来，“统”者“归总”，“一”者“划一”，这个词的背后隐隐约约地站立着三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权、独裁、专制。这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别无选择。

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和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管仲的“四民分业”思想、盐铁专营政策以及商鞅在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制上的大胆试验，皆具开创之功，它们分别提供了两个颇为极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极般地站在后世历次变革的两端。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我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在过去的20年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得益远远大于民间2012年，全国GDP为51.9万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0.3万亿元这还未包括中央企业赢利、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和规费收入汇总计算，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得益比例应超过30%

以争议最大的房地产行业为例据经济学家郎咸平计算，政府总共征收12项税和56种费用土地成本及税费占到了房地产平均价格的70%他因此呼吁 “房价下降唯一的办法是政府取消税费”

至于均富，也分为两类⑴ 政府与民间的均富⑵ 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均富其内在关系是「若没有政府对民间的均富，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均富也不可能发生」

然而，除兴盛规律之外，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还有 “先开放、后闭关” 的规律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导致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权益和财富分配的失衡〕

早在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

2003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宽松货币政策时期年均的货币增发量一直是GDP增速的2～3倍广义货币总量从2002年年底的18.3万亿元猛增到2012年年底的97.4万亿元一举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发行量最大的国家而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52.5%

十年后，“十六大” 提出的新兴工业化道路并没有呈现出来的原因⑴ 持续的城市化运动使得高能耗的重型化投资仍然有巨大的利益空间⑵ 居于产业上游的国有企业因垄断而坐享其利，根本没有提高科技投入的积极性而居于产业中游和下游的民间资本则受困于产业和金融管制，无法发挥其积极性

任何制度如同胚胎，一旦形成便会惯性生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若没有良好的制衡性机制，其最终的形态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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