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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比知识更难动摇；热爱比尊重更难变易；仇恨比厌恶更加持久。希特勒、信仰比理智更有才华。

力量即正义

老百姓可以容忍希特勒的政治态度，但是一旦得知他曾经杀掉一只狗，就背弃了他。这看上去有点可笑，主次不分，但是公众决策的机制就是这样：理性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不需要复杂的操纵。

世界上变革的最强推动力不是统治群众的科学认识，而是赋予群众以力量的狂热，有时甚至是驱赶民众向前的歇斯底里。

如果要搞个三千年来的世界畅销书排行榜，《孙子兵法》至少可以排进前五十名，此书早已打入国际市场，行销海外，这本书拿破仑买过，希特勒也买过，上到八十岁的老头，下到四五岁的孩童，都是孙子的忠实读者。

有一份杂志曾经评过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应该犯的战略错误，经过投票选举，一个结果以超高票数当选——武力进攻俄国。这个结果比较靠谱，连拿破仑、希特勒这样的猛人，千里迢迢去啃了几口西伯利亚的雪，最后也只能灰溜溜地跑回来。

“斯佩尔，你觉得我应该离开柏林吗？”希特勒问。“落幕时，主角应该在台上。”

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足以支撑极权体系，它需要借助权力的保驾护航。如果说希特勒上台前纳粹的吸引力来自于意识形态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他上台后，其吸引力则越来越借助于权力的魔法。在这里，权力首先是一种诱惑，其次才是一种压迫。“如果你跟我们走，你可以得到晋升，得到机会，得到物质回报，至少，你可以得到安全。”于是，“真实的信仰”和“表演性的信仰”界限变得模糊，并相互循环。

人们记忆的这件事有一些混乱。193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一群共谋者，包括卡尔・朋霍费尔的女婿汉斯・冯・多纳尼，考虑将希特勒抓起来，以人民法庭的名义审判其用招致战争的方式危及了德国的安全。多纳尼和另外一个人制作了一份关于希特勒各种疾病的报告，把它拿给朋霍费尔看，希望他或由他领导的一个小组能够证明希特勒精神错乱。后来还有一次质疑希特勒是否精神健全的尝试，是战争最后一年中一些高级纳粹党员的图谋。并没有书面证据表明埃瓦尔德参与了这两起中的任何一次，不过他有可能参与了另外一起未记录下来的精神病医生们的努力，想要宣布希特勒为精神病患者。

在崭新的第三帝国，强硬的纳粹医生对待犹太同事的态度，本质上就是暴力，这在希特勒掌权后的两个月，在一次反犹主义的抵制活动中就表现出来了。1933年4月1日，在柏林，他们联系犹太同事，假装进行磋商，然后用小汽车（有时，就是这些德国医生提供的车）拉上犹太医生，带到偏远地方对其进行殴打，并扔下流血的犹太医生扬长而去；或者让其遭受夹道棍打，并用步枪射击等恫吓来对其进行威胁和羞辱。在早期的医疗界会议上，就出现了征兆，那些主持会议的医生大谈“来自东方的外族闯入……构成了对德国种族的一种威胁”，“有着势在必行的必要……将这种威胁镇压消灭和下去”。

希特勒之前的意识形态家和希特勒本人都把德国一战后的混乱和堕落解说为“疾病”，尤其是雅利安种族之病。20世纪20年代中期，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这个时代已是病入膏肓，都腐烂了。任何想要治愈它的人，首先就必须鼓起勇气，找到这种病的原因。”对此的诊断结果是种族主义的：那个唯一真正进行“文化创造”的雅利安种族，放任自己被以犹太人为典型代表的“文化毁灭者”削弱，直至生存危险的境地。犹太人是“种族污染”和“种族结核病”的代理人，也是寄生虫和细菌，在他们寄生的那些宿主民族身上引发疾病、退化和死亡。他们是“永远的吸血鬼”“吸血蝙蝠”“细菌携带者”“人身上的寄生虫”和“腐尸上的蛆”。

不管约翰・S在前线的经历起了什么作用，他经历了这些却不后悔。他知道纳粹杀了许多犹太人，但却要证明这个数字被夸大了，许多犹太人并不是被德国人而是被乌克兰人所杀，而且“数字并不说明什么”。他尽力（而且成功地）坚持他的纳粹宗教。他的结论是，国家社会主义并不错或者并不坏，而是“时间太短了”，让它实现目标的时间太短了，这“将用许多代人的时间”；希特勒如同摩西一样，“打开了进入一个新世纪的大门，但没有穿过入口”，说希特勒从本质而言“是19世纪的人”。最后，“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发展出足够的生物学教育，这就不可能在生物学上对人民进行足够的教育”；因此，“国家社会主义的悲剧，在于它从来没有实现”。

然而，在勃兰登堡的一氧化碳与吗啡注射杀人效果比较的“试验示范”中，从勃兰特在其中的作用来看，他已经很残忍和麻木了，他将这个过程视为“医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进展”。曾当过勃兰特助手的一个医生告诉我，那些比勃兰特走得远得多的精神病医生中，有些人觉得他们应该“把许多也许不应该处死的人加以处死”，勃兰特发现后很生气，要求这种做法马上停止。他的这种态度类似于他愿意挽救某些病人一样，并不能真正改变屠杀项目本身。他是那种想让这样的项目尽量“公正”和“人道”的纳粹。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勃兰特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脱离德国政府、纳粹政权，或者是希特勒本人。所以，主审法官说，“在这个被告席上坐着一个看不见的人”，“这个看不见的人就是希特勒”，就毫不奇怪了。

他的主管把医生们召集起来，希特勒关于“安乐死”的法令和“医学委员会”对儿童作出最后决定的工作告知他们。主管强调说，所有这些构成了“帝国的一项秘密”。作为他上司的两个主管，也是这个封闭系统的一部分，也“相信〔这个杀人项目〕是正确的”。不同于今天，在当时“一个人害怕去做与主管不一致的事情”。关于这项政策，同事之间也没有任何交流，有一次它被提起，但“它只是从上到下的一条命令链，没有讨论”，因为向任何人谈论这个项目都是“禁忌”。当时20多岁的他，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医生和年轻人，他感到孤独和焦虑，感到出现了幻灭（“我不相信一个我所希望的帝国……会命令做这样的事”），此外还有一种“无路可逃”之感。他的应对方法就是顺从，做希望他做的事情。

尽管希特勒后来对勃兰特很有敌意，但勃兰特从来没有质疑过他们的关系，甚至没有质疑过元首发动“安乐死”的人性，从来没有挣脱过希特勒对他所拥有的强大吸引力。所以，1948年6月，勃兰特在被绞死之前还由衷地宣称：“我总是凭良心为我的个人信念而奋斗，诚实地、坦率地、公开地这样做。”较之任何其他医生，勃兰特都更是我所称的“正派纳粹”的一个典型。这样一个医生通常来自贵族或专业的、常常是医学的家庭，他们通常的文化教养和投身纳粹之前的道德标准，与他们纳粹忠诚的深度似乎有着令人吃惊的差异。这种忠诚包括对集体复兴这种主题的狂热参与，勃兰特尤其信奉希特勒，不仅视其为父亲，而且视其为先知和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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