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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禁锢在自己的思路里，不阅读艺术史，不领略大自然，也从来不看博物馆一样，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历史的进程与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的文明进步程度有关，与他们的人性觉悟水平有关。

一个政治领袖最可怕的被腐蚀，不是对金钱的贪婪，而是对权力本身的贪婪；不是嗜钱，而是嗜血。

“种族歧视的言论会给言论者本人带来非议。欧洲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是没有什么今天的国家概念的。其实亚洲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今天的我们不再去细想那外族侵略，皇帝上吊，全民亡国的几百年殖民史罢了。不想也是对的，因为历史形成的现实永远是对的。我们今天，假如对历史上的外族入侵带来的大片塞外疆土之得，能够处之泰然，那么，在处理历史上的失的一面，似乎也应该更冷静的去思考和理解，更有历史感的处理和对待。

所谓广场，本身是一派空旷的地方。可是广场的尺度感是和它周边的环境有密切关系的。一块空地只是一块空地，当它的四周出现实体，把它围绕起来，它才成为广场。实体围绕的形式对广场的视觉效果有决定性的影响。周围的实体如何排列，决定了广场的形状。假如周围是建筑物，那么他们周围的疏密高度与广场的面积比例，决定了广场的空间尺度感觉，建筑物的立面造型和色彩，又决定了广场的性格。

“雨果是写历史小说的。他写的小说往往远及中世纪。他的《九三年》其实是发生在1793年的事情。也就是说，他的作品的描写对象，远在自己生活的时代之前，是对整整一个世纪前的法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思考。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看到自己目睹的一段中国历史，已经在各种文人笔下面目全非的时候，就会想，是不是30年的时间沉淀还嫌不够？是不是我们还要等待再经历70年的风雨淘洗？

这种"离奇"的状态，又一次印证了东西方文化的最初那点分岔，在后面会产生多么遥远的距离。知识的迅速积累，思想的飞跃，是以法国知识阶层获得了思想的宽松环境为前提的。而这个思想环境，就是凡尔赛宫为贵族开放的大镜廊和凡尔赛花园之类的东西所提供的：先有了王室和贵族在历史上久远的平等关系，才能够有以贵族阶层为缓冲的，法国宫廷对知识阶层的宽容状态。

毫无疑问，在旧制度下，最凄惨，最没有保障的、最令人同情的，就是底层民众。记得读到过一名学者的文章，描述他所见到的一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底层民众，他们居住的房屋形式，与他参观的几千年前的早期人类住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因此而感叹，从建筑文明的发展史来看，历史进步都发生在王公贵族的一端。而底层民众在建筑史上，处于零历史的状态，他们是最需要同情的。

正像托克维尔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

路易十六的时代，整个贵族阶层和宫廷本身，并不是历史上最坏的时候，甚至可以说，这是坏制度的比较好的时候。这是社会的整体进步所决定的。欧洲在艰巨地逐渐步出野蛮。例如，在中世纪还非常普遍的地牢，已经在法国大革命前100多年就渐渐停止使用了。有许多残酷的纠正，并不是革命，并不是法令，而是“人”自己由于人性的觉醒，开始厌恶残忍。

不论在什么地方，留下来的往往总是上层的历史，而芸芸众生常常是被忽略的，越早就越是如此。在野蛮的年代，从历史记录的角度，不会有人关注普通的生命。甚至直到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历史，假如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从书中去重读，就会发现，今天的历史学家依然是热衷于剖析上层的路线斗争，派别的此起彼伏。

当卢梭推出“公意”的说法，这里的“民”，已经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个的个人的集合，而是美好和抽象的、非常虚幻的“人民”整体。而虚幻整体所拥有的权利，已经由罗伯斯比尔们，接着“人民”的名义在掌控和操纵。

历史的进程与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的文明进步程度有关，与他们的人性觉悟水平有关。这个进步需要时间，一些被强制省略的过程，常常会在后面的某个时刻，被历史逼着回头重走，甚至可能更加费时费力。

大革命中，有多少巴黎人以为，掠夺贵族，把他们身无分文地扫出门，就是在实现“平等”，对别人为所欲为，就是“自由”；…他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宣扬“博爱”，因为对“敌人的残忍”，就是“对阶级弟兄的慈爱”。这些民众还处在理性发展、文明发展的“零历史”和“短历史”的阶段，假如不是以法律规范的同时，帮助他们走过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而是相反一味美化和放纵他们，那么，他们是多变的，也是具有极大破坏力的。

只要开个头，思想变成一股股细小的、无孔不入的涓流。只要出现一个小小的可能，思想就会化开，化作信函和散论、诗歌和音乐、小说和戏剧、神学和哲学、甚至色情文学，向检察制度的堤坝冲击，防不胜防。可是，只要冲开一个小小的缺口，堤坝的最后坍塌就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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