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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纳粹医生的持续功能时，雅各布・R医生强调了“权力的问题――对别人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就这种权力的邪恶使用而言，塔德乌什・S医生引用了费舍尔医生告诉他的一段话：“我们〔纳粹〕现在已经走得这么远了，我们已经无路回头。”这句话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道德原则，邪恶不能消除；一是心理原则，即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死亡工厂，必须维持其功能。从心理学角度看，残暴带来残暴：为了给杀戮辩护，证明其正当性，也为了将其视为杀戮之外的东西，持续的杀戮沦为了心理需要。以这种分裂和麻木而生活的动力，在恩斯特・B所说的纳粹医生后来的态度中也显示出来：“哦，他们仍然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没有道德不安。他们只是对失掉了这场战争不高兴。”

所以，法学家兼纳粹占领时期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说：“犹太人是较低的生命物种，是一种寄生虫，通过接触把致命的疾病传染给了德国民族。”他在自己统治的地方屠杀犹太人时宣布：“现在，一个得病的欧洲将会重新获得健康。”这是一种意志的宗教，意志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原则”，而纳粹的“意志”是对生死的完全控制。这种观点常常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但这个术语只能大致说明纳粹对自然“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强调。事实上，纳粹政权反对达尔文学说的大部分内容，因为进化论假定所有种族是一个共同起源，它或多或少是民主的，因此它与纳粹关于雅利安固有种族优势的原则相冲突。

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足以支撑极权体系，它需要借助权力的保驾护航。如果说希特勒上台前纳粹的吸引力来自于意识形态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他上台后，其吸引力则越来越借助于权力的魔法。在这里，权力首先是一种诱惑，其次才是一种压迫。“如果你跟我们走，你可以得到晋升，得到机会，得到物质回报，至少，你可以得到安全。”于是，“真实的信仰”和“表演性的信仰”界限变得模糊，并相互循环。

人民共和国必须坚守一点：只有健康者才能生育孩子……在这一点上，国家必须作为一个美满未来的守护者而承担责任……必须将最现代的医学技术手段运用于此。必须宣布，所有那些无论在哪个方面，只要是有病者，或者是有遗传病者，都不适于繁殖，不适于繁衍下去。

我与他在整整3天的时间内交谈了大约20个小时，我发现，这个生活在在繁荣的乡村环境中的老人精明、精力充沛而狂热，在我访谈过的所有医生中，他是最顽固不化的纳粹。他的一生，独特地体现出纳粹对暴力国家主义和狂想生物学的特殊混合。我们第一次见面坐下来不久，他就提到近期一个电视节目，讲的是一个医生的研究计划，要消除临床前的理论与临床工作的分离，他说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也曾经在这样的计划中工作过，当时“医生们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结、完全自足的医学组织”，它将所有的卫生组织和私人机构都融为“一个完整的医学部门”。这就奠定了他与我交谈的基调：对美妙纳粹医学经历的怀旧，对其失败的辩解，毫不后悔自己信奉这样一种愿景。

这样的一个理论家阿道夫・约斯特在一本出版于1895年的书中，就有过这种直接医学屠杀的早期呼吁，这本书有意使用了《应该去死》的标题。约斯特认为，对个体死亡的控制最终必须归属于社会有机体――国家。这个概念与英裔美国人传统的安乐死概念直接对立，那种安乐死强调个体有“去死的权利”或“死亡权利”或“对于自己死亡的权利”，视此为终极的人之要求。与此相反，约斯特讲的是国家杀人的权利。他虽也谈到对不治之症的怜悯和解脱痛苦，但重点是“人民”和国家的健康。他指出，国家在战争中其实已经行使了这些“权利”，成千上万的个体为了国家而牺牲。他的终极论点是生物学层面的：“应该去死〔就是〕适宜生存的关键。”国家必须掌管死亡，必须杀戮，以便保证社会有机体生存和健康。

在大规模屠杀的愿景和技术上，奥斯维辛有了巨大的提升。纳粹那种生物学想象光怪陆离地体现在奥斯维辛的愿景之中，霍斯曾回忆希姆莱对这座屠杀营目的的描述，对此有所揭示：犹太人是德国人民的永恒敌人，必须被消灭掉。我们掌握之中的所有犹太人都要无一例外地毁灭，就在现在，就在这场战争之中。如果我们未能成功地毁灭犹太人这种生物，犹太人有一天就会毁灭德国人民。

霍斯后来（在法庭作证时）估计，奥斯维辛总共使用了1900公斤这种屠杀药物。甫一开始，他就向奥斯维辛的医生咨询了齐克隆-B毒气的效果：我总是认为受害者会有一种可怕的窒息之感，但那些尸体都没有惊厥抽搐的迹象，无一例外。医生向我解释说，氢氰酸对人的肺有一种麻痹作用，但它起效非常快非常强，所以人还没有出现惊厥抽搐时就已经死亡了，在这一点上，它的效果就不同于一氧化碳或通常缺氧所带来的效果。这种解释虚假地暗示无痛致死。然而，这种通常的医学效果可以安慰霍斯，他再也用不着经历面对面屠杀的可怕了：“一想到要用枪杀来执行消灭，我就总是发抖……想到我们总算是避开了那种大屠杀，受害者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也避开了折磨，我就有解脱之感。”

医生们也受到了德国即将战败的影响。一些人变得可亲和乐于助人，寻求将被解放的囚犯的支持，他们知道自己很快就需要这种支持了。但是有些人的反应则相反，更为起劲地把人们全都筛选去死。洛蒂・M医生看到：“对于他们而言，似乎更有必要去相信自己是对的……你多少会感觉到他们在说‘我们仍然是对的’。”

康拉德・摩根讲述了党卫队医生如何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分享权力的感受。他去过一个党卫队卫兵室，发现这里远不是那种斯巴达式的简朴清苦。长沙发上躺着“玻璃眼镜闪亮”的党卫队人员，有美貌的犹太女囚犯“像对待巴夏一样”伺候他们。陪同摩根的这个党卫队人员（很可能是个官员），看到摩根对这一切似乎非常震惊后：“只是耸耸肩，说：这些人刚度过一个艰苦的夜晚，他们不得不把好几批人弄走。”这个陪同也相信他们有这种权利。

追求效率、极度随意，还有残忍和羞辱，在集中营筛选中，这些情况格外突出。一个捷克犹太人囚犯医生雅各布・R描述了“有时党卫队会把整个特别行动队叫来，让他们脱下裤子，看看他们是不是没有臀肌〔这表明了饥饿和衰弱〕，如果没有就送往毒气室”。沃尔肯讲述了执行筛选的医生挑一些“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让他不高兴的〔囚徒〕……压根就没有医学检查”，所以他的一个朋友“就因为阑尾炎手术留下一个老伤疤被送往了毒气室”。如同他所补充的：“这样一个医生可以在10分钟内检查完一个区里的所有囚犯――大约是500人，这种筛选是怎样进行的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项目的一个领导者后来说，当指示尸体不再单个火化，骨灰必然混合时，他“由于宗教虔诚的原因”激烈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自己曾对负责执行这个命令的管理者说：“即使德国人民原谅了你所有事情，他们也永远不会原谅你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对任何类似回忆持一种质疑态度，但它表明，即使是在当时也存在着一丝闪光，意识到了这种临终一步的医学伪造的亵渎性质。

“特殊处理”是屠杀所有犹太人的神秘而紧急命令的一部分，一旦奥斯维辛开始执行这个命令，任何犹太人的到来或犹太人囚犯，都会被纳粹医生的“奥斯维辛自我”指定去死，而且在心理上视作已经死亡。杀掉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并不会被体验为杀人。由于犹太人长期以来就是纳粹指定的受害者，是被普遍感知为携带着死亡的人，或者是死亡污染的承载者，他们已经是“双重死者”了。就像一个人不能再去杀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无论怎样在医学试验中损毁他们的身体，也不是对他们的伤害。

一位著名的波兰囚犯医生瓦迪斯瓦夫・法基尔形容奥斯维辛“健康服务”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大屠杀中的一环”。“门诊中心”是“筛选之地”，而住院则是“死亡之前的‘候诊室’”。在他看来，奥斯维辛的医院也在提供一种医学合法性：“如果人们得知在集中营有这样的……机构，他就不会相信囚犯会是饿死、恐怖或大屠杀的对象。”医院还有隔离病人的功能，尤其是那些传染病患者，以“防止可能的流行病，它会影响到党卫队人员和德国工业所雇佣的隶属于集中营的平民奴隶劳动力”。

恩斯特・B本人在详细解说这个技术问题时，变得有点兴奋了：你知道，毒气室是够用的，它没有问题。但要烧掉尸体，对吧？焚尸炉已经崩溃了。它们〔尸体〕不得不用大堆来烧……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难题。也没有很多的空间，所以开始时大家认为应该堆一些小堆……好吧，这个总得试一试……然后，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物理学知识贡献出来，讨论怎样做会有所不同。如果你是在尸体周围挖沟，那么空气就会从下面朝上流动，木柴放在下面，汽油放在上面――或者是汽油放在下面，木柴放在中间，就是这样一些问题。嗯，解决办法就是不让火熄灭。保持好毒气室与焚尸之间的衔接。当〔火〕达到一定的强度时，那就正好――不过，此时你又不能接近它，因为太热了，等等吧。就这样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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