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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课程中学过的重要一课就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过程起码是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国家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错综复杂的政治道路足以让人迷失，这让我想到《大学》中所提出的思维过程是非常可取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19岁是一个奇妙的年龄，因为你会经历许多千变万化的感受――从高考前的紧张到考完后的放纵，从暑假前的期待到七八月份的百无聊赖，从踏入大学的雄心壮志到年末的怀疑迷茫・・・・・・我们经历着各种情感的变化，也经历着从一个懵懂少年向成熟青年的转变。一切都是未知的，这是19岁之所以令人期待的原因。・・・・・・回望我们的19岁，五味杂成，如果可以从头来过，我们希望――在19岁的时候，可以有人告诉我们他曾经是怎样迷茫过，又是怎样走出迷茫。

也许你现在会把选择大学看成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但是当你十年之后再回这个选择，你会发现，无论十年前你选择了哪里，十年之后你都会在同一个地方。唯一的区别可能是机会的多少将会决定你努力的多少，但只要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多大的努力你都会愿意付出。

大学不是一个你必须花四年去安放青春、得到认可的场所，而是一个获取智慧、感受大爱、坚定信念的地方。

今天中午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见了面，送给他们我妈自己画的年画。图案是六子争头，三颗儿童的头，嫁接在六个胖大肥白成人化的身体上。他们大概觉得非常怪异，草率地赞叹了两声就匆匆卷起。下午，我访问大学的教授介绍了东京大学的一个留学生给我认识，是一个上海女生，在日本已经待了四年，打扮做派已经很像日本女孩，很白，吃惊的时候嘴巴张得很圆。晚上我请她去了一家评价很高的烤肉店，一份自助套餐13500日元，相当于700多人民币。90分钟内无限量地点海鲜和很好的牛肉。“真是太贵的料理了。”她不停地感慨。

社会和学校不一样。在校园，个人努力起作用，但作用更大的其实是天分。老师不要求你们的物质回报，只要你考试成绩好，人格上没有大毛病，基本上就会获得老师的欢心，就会获得分数表现的奖励。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基本是一个“贤人政治”或“精英政治”的环境，更像家庭，评价体系基本由老师来定，奖励的是你的智力。社会则很不同。社会更多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场所，是一个市场，是“平民政治”。评价的主要不是你智力优越与否（尽管你的聪明和智慧仍然可以帮助你），而是你能否拿出什么别人想要的东西。这个标准不是中心--老师--确定的，而是由分散--众多消费者--确定

当一件事或者一个目标其他时间设定在很远的将来（比如为孩子储存大学教育基金，或者为自己创建一个适当的退休金账户），那么它就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从而使这件事看上去没有它实际上那么重要。相反，一些时间很近的目标（比如为周末观看决赛购买一个大屏幕电视机，或者在4月14日打理自己的税收）则感觉上去更为清晰而紧迫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两个人相继掉进同一条河流却往往在所难免。可惜掉进河流的人很少会想办法让后来者不去重蹈他们的覆辙，没有掉进河流的人也不会为后来者刻下成功的足迹。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人相继掉进了同一条河流，相同的迷茫和困惑在一届又一届的大学生身上上演

大学生真正要学的并不是教材上的那些知识和理论，而是将这些知识和理论应用于社会实践的能力。

跟Baboo讲到关于去剪头发的事，帮你洗头的小姐或弟弟都会问你：“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吗？” 这件事唤起了我的记忆，记得还在读大学的发廊时代，她们都是问：“先生，请问还有哪里痒吗？”这个问句真的很匪夷所思，因为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假设她们正在洗的是一个正在痒的头皮（不过我们也没主动告知哪里有比较痒啊……），况且谁好意思承认自己头皮痒需要请她们再多搔一下呢？当你回：“没有，谢谢，这样okay了”时，还是会觉得你因为直接回答她们的问题而间接承认“无论如何的确有痒的问题”，真的是很矮油的一件事。

但是，我为什么选择作人种学家而不是继续当大学学业为我确定的哲学家？为什么我的著作关注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人种志细节？为什么我尽力准确鉴别每个社会都认识的植物和动物、它们各自的技术用途、可食用物种的不同制作方法――煮、蒸、烤、炸，或风干后熏制保存？多年来，我工作时身边堆满了地球仪和天体图，以便为不同地区和季节的行星及星座定位，还有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植物学的论著以及有关哺乳类和鸟类的书籍…… 理由很简单，如果事先不能集中并检查这些数据，就无法进行科学研究。我经常说到个中的缘由：不存在这样的普遍原则和演绎方法办法，它们可以预料构成每个社会历史的偶然事件，预料其环境的具体特点，预料它在可抓住并赋予意义的所有历史事件和生活场所的所有侧面当中，给予其中

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娼女盗。

自1947年始，他们开始真正品尝到了自由和自主的滋味，长期以来，他们经历了各种有形无形的压迫，习已经惯于顺从和服从，这样的改变显得不可思议。安培多伽尔是第一个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印度贱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于1916年在伦敦取得律师资格。他是印度1950年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这部宪法保证了不论种姓身份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赋予每个成年人投票选举的权利。这位身着蓝衣的律师在起草这部法律的过程中，用出色的法律知识调和了印度教高种姓阶层的要求，巧妙回击了那些反对他的甘地主义者。他成功地将宪法中一些强制性的条款，包括禁止杀牛、禁酒以及将乡村置于社会生活的首位等，从“基本权利”部分移植到了没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指导原则中”。

借用东北大学教授成仿吾的一句话：“郭沫若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从正面看是花枝招展，转到背面一看就是屁股眼。”

1770年，《纽约公报》用下面的这段话（节选）来庆祝自己和其他报纸的成功：这是事实（让我们向大学表示敬意）。报纸是知识的源泉，是现代人每一次对话的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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