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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地去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在常态生活中以良民心态逆来顺受，在情绪失控的瞬间又以臆想中的暴民面目骂娘。在良民与暴民之间，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公民。

对于方孝孺这类“活得不明白”的人，我们的传统是把他们叫做“傻子”，外国人不是这样，“傻子（idiot）”这个词在古希腊文里的原义是“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这个观点真是有趣，它与中国人今天对傻子的理解恰好满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称那些不关心个人事务只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傻子。

人具有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人具有不正义倾向，使民主成为必要。

我越来越认同昂山素季的这个说法：“真正的变化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变化。”只有经历了如此这般的内在变化，你才会和自己停战，才能够学会“不自负、不迟疑、不傲慢”。

太过轻易地委身于人，总让人怀疑之前的挣扎缺乏真诚。交付之后便意志坚定地把它当作福音传递他人，则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蒙昧，哪怕它以信仰的面目呈现。

存在的质感并不取决于事件的堆积，生命的丰盈其实更在于内在化的体认与理解。

和一种文化，一座城市，一个人，一条狗，一本书，一首曲子…… 建立起关系，需要独特的现实感知力和历史因缘性。正是这种无法被量化和还原的特殊记忆让我们成其为我们，让我们了解那种只有我们才了解的好。

中国之所以没有悲剧，是因为站在伦理生活的视域里，所有的屈辱、苦难和不幸要么来自一地鸡毛的伦常纠葛，要么来自晴天霹雳的无常命运，前者的道理说不清楚，后者的道理没处可说，于是乎中国式好人对于”为什么”的追问最后只能化约为认命。即使隐晦地指向公权力所带来的制度性耻辱，那也必须处理成少数害群之马的个人行为，而与整体性的制度不正义无关。这样一种自我阉割的处理方式导致中国式的”好人电影”传达的无非是些逆来顺受...

古希腊有个词叫做“arche”，主要的意思为“开端”和“主宰”。这个概念隐含了古希腊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开端主宰着一切！

电影的高度取决于生活的高度。

也许作为群体的存在勇气的确来自于某些宏大叙事的端情,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存在的勇气只能源于某些隐秘的焦虑,那么你和我的焦虑在哪里呢?

这一刻，我们终于可以逃离生活狂流的席卷而去，命运不公的永劫轮回。

人天生求理解。可是理解之难,正在于它不仅需要双方梳着偏分、打着领带、彬彬有礼地互相打招呼,更需要把各自的表述嵌置到同一条生活之流之中。

个人道德观念对他人并不具备天然合法性。

范仲淹批评朝政，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生被贬放三次。第一次送行，朋友们说：“此行极光。”第二次大家说：“此行亦光。”最后一次说：“此行尤光。”他笑答道：“仲淹前后三光矣。”……外国人其实说得没有错，一来他们没说中国“没有”殉道的人，二来中国虽然有杀身成仁的传统，但这样的传统从来只在文字上提倡提倡，更多的人只想安静地生活，或者簇拥在“前后三光”的范仲淹左右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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