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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准确地说，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堪与之相比较的正是那些才华超众、褒贬不一的集权主义大师们（从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到宋子文）

1994年之后的重新集权，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关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制度改革中央政府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并通过灵活的货币、信贷、产业政策，将之牢牢握于手中

房地产市场 “松绑” 带来的三个重大效应⑴ 在分税制改革中丧失税源的地方政府，以出让土地为主要增收手段，以 “城市经营” 为名，大肆炒作地价⑵ 房地产替代制造业成为新的高赢利产业⑶ 随着中心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及货币的大规模增发，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购买房产，房价水涨船高

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这既是中国传统国民的普遍心理写照同时，又是中国历代政权施行经济制度变革所坚守的底线

任何经济变革，都是政治理念在经济领域的投射性体现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影子，影子无法背叛本体

中国很有可能走进由开放到封闭，由向民间放权到中央集权的一个闭环逻辑中因为两千多年来我们至少已经走进9次了，现在是第10次，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走进的话，从前面的9次来看，结果都不是很好，这是一个问题

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内在的问题与生俱来，需要寻找出一种 “基因突变” 式的解决之道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个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改革望而却步。他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理论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宋朝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法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所以说，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你就是――稳定。

对于西方人来说，面对中国经济崛起这一事实，最困难的不是预测和计算，而是如何解释。

在经济史，乃至整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在变法之前是一个中国人，变法之后是另外一个中国。这场变法持续到第57年，北宋就灭亡了。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变法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前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这一制度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过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以外，其他三项都出现在宋朝。宋代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创新也很多，有很多新鲜的事物最早出现在宋代：中国最早的股份公司，最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期货贸易，纸币，人口第一次超过一个亿。

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和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尽管统一本身并不能保证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甚至连汤因比都无法确认统一到底是“目的本身”，还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不过他确定地认为：“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崛起最终终结了‘乱世’，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的一代人对于大一统国家自然是无比向往、感激涕零。”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长期悲观论颇为流行，不少自由派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耶鲁大学的黄亚生教授多次撰文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在他看来，“如果以亚洲各主要工业国经济起飞的不同年份作为出发点来比较，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足为奇。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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