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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海因茨・蒂洛（Heinz Thilo）的纳粹医生，给奥斯维辛起了一个合适得多的名称――“世界的肛门”（anus mundi），这个词说出了另外一个纳粹医生约翰・保罗・克雷默（Johann Paul Kremer）要表达的特点，他形容“毒杀羸弱妇女的行动……格外令人不愉快”：是“所有恐惧中的最恐怖”。一个机敏的波兰精神病医生认为“世界的肛门”一词准确反映了纳粹关于“清洁这个世界之必要性”的看法，反映了“德国超人的世界……没有病人、残废、心理不道德者的存身之地，更不能受犹太人、吉普赛人或其他血统的污染”。他说，所有这些就是纳粹生物医学的废弃物。在奥斯维辛，这尤其指犹太人。

亚伯拉罕・C医生也讲述了同样的悲伤。他是一个放射科医生，与妻子一道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来到奥斯维辛，他把自己的皮大衣给她穿上，把自己的围巾围在她头上。他回忆说，由于“她看起来像一个小老太”，于是被命令站到了走向毒气室的那一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对她的保护，使她被弄到了错误的那一队；否则的话，她年轻、活泼，是应该与那些三四十岁的年轻女性站到一起的，这些人活着去了集中营。”

人们记忆的这件事有一些混乱。193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一群共谋者，包括卡尔・朋霍费尔的女婿汉斯・冯・多纳尼，考虑将希特勒抓起来，以人民法庭的名义审判其用招致战争的方式危及了德国的安全。多纳尼和另外一个人制作了一份关于希特勒各种疾病的报告，把它拿给朋霍费尔看，希望他或由他领导的一个小组能够证明希特勒精神错乱。后来还有一次质疑希特勒是否精神健全的尝试，是战争最后一年中一些高级纳粹党员的图谋。并没有书面证据表明埃瓦尔德参与了这两起中的任何一次，不过他有可能参与了另外一起未记录下来的精神病医生们的努力，想要宣布希特勒为精神病患者。

T4项目的筛选标准已经很低了，而14f13项目则更低。T4医生的“检查”很马虎或干脆没有，问卷调查表常常没有任何医学信息，只列举囚犯犯罪的罪名和政治上的问题。普通的党卫队集中营人员就可以将囚犯的政治信仰或对元首的无礼评说解释为“心智缺陷”或“心理偏失”，而来到集中营的T4医生委员会几乎从来不反对这些党卫队人员提出的“转运”（至屠杀设施）的要求。不管这是多么歪曲拙劣的医学障眼法，囚犯们看到的“医生们穿着白大褂”，也有一些人显然猜到了他们是伪装起来的盖世太保。

任何时候一个党卫队医生来到奥斯维辛，都会重复这个过程：新来者提出的问题被他已有经验的喝酒同伴给予回答。他会问：“这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就会出现一种类似于概括性的回答……论证了一切，什么对他〔囚犯〕更好――是他死在屎尿之中，还是在〔一片〕毒气中上天堂？这就把提问者的一切都平息了。

一位非医学方面的科学家囚犯曾近距离观察过一些纳粹医生，读过他们的一些记录，对此有这样的描述：他们认为自己在扮演“奥斯维辛大治疗师”（Therapia Magna Auschwitzciense）。他们甚至使用T.M.这个缩写。开始时，这是嘲弄讽刺的，但渐渐地他们就用它来指毒气室了。所以，任何时候你见到T.M.这个缩写，它指的就是毒气室。这个词是舒曼发明的，他觉得自己是奥斯维辛医生这个知识分子圈中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比如，他们用这个词来表示将人们从斑疹伤寒传染中拯救出来，他们为人们做了好事。也有他们所做之事是一种人性方式的感觉……“大治疗师”这个概念的第二层意思是进行科学研究――为科学而了解知识，等等。

恩斯特・B医生带着强烈的感受概括了这个转变过程的极端和神秘： ……这个〔转变过程〕无法向任何人解释。但是，正是这同样的现象现在就发生在恐怖分子之中，一些封闭的恐怖分子组织就是这样……只有经历〔过它的人才会知道〕。专家可以记录它，但不能进入到它的里面……不过，我觉得我可以给你某种感觉。当你走进一家正在屠宰牲畜的屠宰场……里面的气味也是它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它们〔牛〕倒地死去等等。此后你吃牛排很可能感觉不太好。但当你每天都这样做〔待在这个情境中〕，持续两周，你的牛排就如同以前一样美味了。

到了1942年9月，法本公司就在莫诺维茨经营起自己的集中营了。法本公司与党卫队的这种合作不同于“常规的奴隶经济学”（在常规的奴隶经济学中，奴隶是“要维持和最佳利用的资产设备”，须在充分的生命长度中逐渐“折旧”），而这种合作是：将奴隶劳动力降低为一种消耗性的原材料，一种人力矿石，系统性地从里面榨取生命之矿。当没有可用的能量后，这些活着的矿渣就被运往比克瑙屠杀中心的毒气室和焚尸场烧尸炉，党卫队在这里又将它们循环为德国的战争经济――金牙送到帝国银行，头发制造垫子……即使是走向死亡者的呻吟也变成了一种工作刺激，劝诫活着的囚犯更努力地干活。

法本公司为奥斯维辛的病情分类处理―屠杀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维度。1941年3月，它同意为党卫队支付集中营奴隶劳动力的费用，非技术劳动力每人每天3帝国马克，技术劳动力每人每天4帝国马克，童工是每人每天1.5帝国马克。法本公司的代表有时会抱怨党卫队对囚犯太残忍，防碍了他们干活（同时也同情党卫队的做法，“对于这些人只有野蛮力量才起作用”，“没有身体惩罚，什么活都干不出来”）。不过，最主要的抱怨或许还是“来自柏林〔指柏林当局〕的运输仍然是有那么多的妇女和儿童以及老年犹太人”（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能干活的男性劳动力）。

囚犯们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制造一种健康、强壮、尤其是能干活的外观感觉。一些人在衣服里塞一些破布，以显得胖一些（在不要求脱光衣服的情况下）；有些人则把自己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涂到脸上，或者是快速地用力擦脸，以便把苍白遮住，让脸上有点颜色；每个人都尽量做出精力旺盛的举动（小跑或跑步到达位置），远远超过他们当时的实际体力。玛丽安・F向我解释说，尽管并不理解为什么和怎样做，“我就要在我脸上保持着一种坚定的笑容……〔我〕决定永远也不露出害怕”，她忍受着痛苦也要刷牙和洗脸――这些都是一些囚犯要争取活下来而采取的不同寻常的努力。

一个鉴定系统建立起来，根据这个系统，每个囚犯的囚服上都缝有一块长方形布料，上面印有不同颜色的三角形：红色表示政治犯，紫色表示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信徒、黑色表示“无社会性”者（比如妓女）、绿色表示罪犯、粉红表示同性恋。犹太人的三角形通常为红色，但附加了一个黄色三角形，构成了六角星形（大卫之星）。1944年后期，这种“犹太星”被废止，改为分类三角形上方加一根水平黄色条。

亨利・Q医生愤怒地提到了那些“关心病人”的医生却又“没有抗拒地参与到这样的大屠杀之中”，他指出，只有一个党卫队医生（事实上关于他的事有一些质疑）要求改派去俄国前线。亨利・Q将这个记录与囚犯医生始终如一的抵抗做了对比，后者冒着生命危险改动送往毒气室人员名单，以各种方式在筛选中救人。他近距离地看到了程序化与极度道德冷漠的关系――也就是……“上班下班的绅士”那种“放松”的态度。囚犯医生马格达・V指出（如同亨利・Q医生也指出的那样），不管纳粹医生对待筛选的态度有什么差别，他们还是将此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而执行――而且还有着这样的顺从：“我想这些杂种知道他们来这里是干什么。”

在这个精心设计的医学欺骗中，医生们是中心角色。亨利・Q医生这样强调：〔纳粹〕医生……在欺骗上的共谋……是一种真正的表演……一辆红十字卡车让人们安心，卡车里装的就是要用来杀掉他们的氢氰酸。当人们运到时，会有一辆红十字救护车。这些细节就是用来让大家安心的。当人们看到救护车，会想这是一种医疗救护。用这种深思熟虑的心理处理来让人们不要有反应…… 有一些卡车，病人和老人、儿童和怀孕的妇女都告知到卡车上去。人们认为德国人文明，用卡车送病人、老人、儿童和妇女。人们真的认为德国人没有那么坏。然而，健康的人去了集中营，卡车去了毒气室。人们争着上这些卡车，〔说自己有〕糖尿病或心脏病。他们本来是去集中营的，但他们以为卡车的结局会好一些。

所以，“特殊处理”一词的使用，形成了顺序：首先是用于所说的危险罪犯，然后是更大社会中那些医学上被判定为“不值得活着的生命”，最后是集中营中也属于医学化的“安乐死”（通过14f13项目，它总是使用这个词），其对象是所有被这个政权认为不想要的群体（犹太人、同性恋者、政治上的反对者、普通罪犯、“偷懒无能的因素”、天主教批评者，等等）和现在所谓的“不值得活着的生命”。以这种形式延伸至集中营的“安乐死”，无限地扩大了医学屠杀的潜在范围。这种不受法律支配却又合法的屠杀形式具有特别优先权和绝对地位。

运输安排是这种精神病学转运的一幅讽刺画。为此事而建立的“公共福利救护服务公司”把“运输名单”发给它要去拉走病人的各家病院，并说明，与病人一道要带上的，是病人的病史、个人物品以及值钱物品的清单，还特别指出，那些长途运输可能危及生命的病人不能转运（这看似一种医学上的关心，实际上是要避免病人死在路上的尴尬）。党卫队人员管理此事，他们经常身穿白色制服或白大褂，以便看起来像医生、护士或护工。有一些报告提到了“身穿白大褂与党卫队黑皮靴的人”，这种组合将“安乐死”项目的基本性质形象地概括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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