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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 -叶圣陶

用郭沫若先生的话说，屈原是在自己美好的理想和不能实现理想的现实之中被撕碎的

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很有意思，儒家和道家从来不是彻底分离的，而是人格理想的两端。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讲，中国每一个人的社会理想都是儒家，而每一个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这就是我们经常的一种表述，叫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其实是通往极高明境界的一种适当的方法。它的特点正如中国古人所说，是“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在你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曾经风发扬厉过；走到不惑的时候，才表现为淡定而从容。

受遗传控制的发育程序无法省去这些含有其祖先生理结构的发育阶段，而且在后面的发育阶段中不得不改变这些结构，以便使它们适应生物新的生命形式。

到了二十一世纪，回头看，我门看到一片道德的废墟。待到试图在废墟上重建道德的是候，我们才发现，一个对超越性事物不存敬畏之心的人类群体，不容易找到重建道德的材料。传统已经是一篇废墟，缺席的德先生和供台上的赛先生却不能给予我们这个民族提供我们亟须道德资源。

西奥多?罗斯福，他是军人、作家，是钟爱大型猎物的猎手，也是美国总统，生活充实到他这种程度的人可谓世上少有。然而八年的白宫生涯结束时，罗斯福感觉到自己的状态已开始下滑。他就快50岁了，有一只眼睛基本失明，患上了痛风，体形也日渐臃肿——后来还为这得了个斯瓦希里语的绰号，叫“布瓦纳一汤波”，大致翻译过来就是“大肚先生”。面对这种状况，他作出一个决定：到野生动物聚集的东非稀树草原去，来一次艰苦的、危险的狩猎旅行，给自己一向推崇的拼搏生活画上一个最圆满的句号。不过依照他的风格，打猎不只是打猎，这也将是一次博物学考察。罗斯福做了相应的安排，准备一路为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收集标本。

在讨论过程中，不预设关于正确答案的实质性标准，而是以根据议事规则进行辩论和证明的结果来决定取舍。因此，在组织和会议的运营中应该确立这样的信念：程序正义优先于结果正义――这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给我们的启示。借用孙文先生的表述，即民权初步始于程序。

先生从消费者，假货生产者，正品生产者，假货销售者和市场管理者各方的角度谈了一下假货售卖的问题。看上去这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指标呢。盗版，假货，抄袭三者如何界定，如何处罚，形成什么样的管理机制，每个国家根据各自国情都有不同的处理办法。比如日本文化产业的发达，就是建立了争对文化产业的非常强硬的处罚政策。如欧美唱片往往日本是第二市场，如苹果设定亚洲销售区，过去只有日本区和除日本以外亚洲地区。这些可窥一斑。

“当我和中国朋友们吃饭或喝咖啡时，他们并没有把我当成预测彩票中奖号码的算命先生，而是以其探究未知事物的愿望，引燃了很多场对话的火花。”

这种文化差距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世纪早期拿破仑皇帝（EmperorNapol on）与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Laplace）之间的对话。拉普拉斯曾写就一部权威著作，描述了如何根据地球上的少量观测数据计算行星和彗星未来的位置。据说，拿破仑对拉普拉斯说：“我发现您在著作中没有提到上帝，拉普拉斯先生。”“我不需要这个假设。”拉普拉斯回答道。对于并不存在上帝、没有神圣力量推动、按照时钟永远运行下去、一切未来事件由过去事件所决定的观念，许多人感到恐惧。在某种程度上，19 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对这种冷酷精准推理的回应。不过，19世纪 40 年代，这种新兴的科学理念获得了一个证据，令普通民众惊讶万分。科学家用牛顿数学定律预

到了纪念堂建成开放，我们故宫的人又是优先瞻仰。我进了纪念堂大门，四处寻找那两根楠木柱子，但总也看不出来。有一次古建专家单士元先生路过北门，我跟他打听楠木柱子的来历。单先生说，如今只有后三宫还是明代的好木料，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别瞧漆画的好看，其实都已经是松木了。那些楠木柱子都是当初从前三殿拆下来，以备日后修缮之用。这样的木料毁一根就少一根，再也不会有了。听了这话，我就后悔当初没有再好好

带领我们干活的是一小队的副队长,姓魏,河北深县人,是田队长从故宫窑厂带来的心腹,跟胖子老王一样,家属一直在农村。魏小队长的名字如今忘记了,只记得我在神武门值班的时候,收到过一封寄自河北深县的邮件,收信人是:“北京故宫,警卫队,魏难看同志收”。我和几个同事都不知道警卫队有“魏难看”这么个人,正在踌躇,魏小队长走了过来,问大家扎堆儿在干什么。等我们告诉他原委,他一把扯过信来,揣进衣服兜里兀自走了。后来才知道,魏小队长在老家没人叫他大号,只知道小名叫“寒碜”,可代写书信的先生不会写“寒碜”两个字,就按照“寒碜”的文明说法,将收信人写成“魏难看”

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马先生都未提过那件不愉快的往事。他的行为使我也开始学着原谅别人无心的过失。迄今，我还在试着学做一个宅心仁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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