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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患者通常被当作“无用的吃饭者”，由此而来的逻辑延伸是：用饥饿作为一种杀掉他们的方式。作为致死的一种消极手段，饿死通常是不怎么被注意的。在许多地方，精神疾病患者已经是不让吃饱了，而不必养活他们的想法又在“传播之中”。而且，一个新的中央会计处的设立显然又减少了拨给这些机构的费用。（冬季治疗的减少也是类似的原因和效果。）帕方缪勒医生基本上响应这种做法，在埃格尔芬格―哈尔，他早已采用过将儿童饿死的方式。到1943年，他会为那些老年人设立两个“饿死屋”。

在崭新的第三帝国，强硬的纳粹医生对待犹太同事的态度，本质上就是暴力，这在希特勒掌权后的两个月，在一次反犹主义的抵制活动中就表现出来了。1933年4月1日，在柏林，他们联系犹太同事，假装进行磋商，然后用小汽车（有时，就是这些德国医生提供的车）拉上犹太医生，带到偏远地方对其进行殴打，并扔下流血的犹太医生扬长而去；或者让其遭受夹道棍打，并用步枪射击等恫吓来对其进行威胁和羞辱。在早期的医疗界会议上，就出现了征兆，那些主持会议的医生大谈“来自东方的外族闯入……构成了对德国种族的一种威胁”，“有着势在必行的必要……将这种威胁镇压消灭和下去”。

美国和英国的优生学倡导者有时也会有这种德国式的极度幻想，但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允许对此进行公开批评和法律纠正。在英国，在法律上，对强制绝育有持续的阻力；在美国，也会出现关于个人权利和质疑遗传学所知有限这样的声音，最终导致那些通过了绝育法的州，在实施层面被废除或搁置。然而，在纳粹德国，这种遗传幻想的极端生物医学愿景与极权主义政治结构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这个国家能够无情地、没有法律干预地进行一个更为广泛的强制绝育项目，超过了以前所有的尝试。的确，整个纳粹政体建立在这种生物医学愿景之上，它要求一种种族净化，这样的净化必然从绝育发展为大规模屠杀。

海德是一个相对平凡的精神病医生，他对德国国家主义和纳粹改革愿景的热情参与，导出了一种近乎绝对的意愿，让职业原则服从于纳粹党、党卫队、盖世太保和这个整体的纳粹项目。像他这样的人，可能既信奉纳粹以治疗名义而行屠杀之实的疯狂原则，同时也可能多少意识到自己卷入了肮脏和杀戮。然而，从我进行这项研究从头到尾所探讨的心理机制来看，他可以把这种意识最小化，从而继续心安理得面对自己所做之事。他无疑也有精神变态和虐待狂的倾向，但在其卷入纳粹之前，这些心理需求并不突出，也没有被激发出来。海德的一生揭示出，某些医生被意识形态、被制度化的安排所驱使，在舍弃此前的职业本性上，在使用自己的医学技能杀人方面，他们可以走得有多远。

尽管勃兰特不被视为一个强烈反犹主义者，但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赫希医生却讲了一件事。1925年，慕尼黑的一个学医的同学曾要求看看他的笔记，把笔记本还给他时，上面多了一幅绞刑架和一个人被绞死的画，并附有这样的字句：“赫希的末日：19××年？”这个学生被证明是勃兰特。在纽伦堡审判时，勃兰特强烈表达了自己确信对不可医治的病人实施“安乐死”是有价值的。

而且，德国医生被劝阻在其科学论文中引用犹太医生的著作。如果必须引用，则要求把所引用的犹太人来源的著作单独列出来――如同“种族分开”一样，这样就以科学文献分开的方式，保护雅利安医学不受犹太污染。尽管这一时期绝大多数时候德国面临医生短缺的情况，但意识形态的要求压倒实际的需求。纳粹医学领袖们认为，只有在对医学行业进行净化之后，他们才能开始号召这个行业来实现那个生物医学愿景。

不过，到了后来，这个项目的管理者就遇到了一种坚决的主张，要求“由负责的医生――此人自愿和基于信念而赞同安乐死及其实施――来判断是否实施一个儿童的仁慈死亡，以及什么时候实施和如何实施。这是一个‘可以’而非一个‘必须’的命令”。管理者们甚至宣称，有时干脆就没有专家意见，是否杀死一个儿童的决定留给了机构医生自己来判断。无疑，这个项目的组织者后来受审时在法庭上这样作证，是为了去除或尽可能减小自己的责任。不过，顶层对责任的逃避，可以说就建构在这个项目之中了，机构医生充当扣扳机者的角色，就是一种将实际杀人与“医学责任”融合起来的方式，这医学责任至少部分是属于他的。

希特勒之前的意识形态家和希特勒本人都把德国一战后的混乱和堕落解说为“疾病”，尤其是雅利安种族之病。20世纪20年代中期，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这个时代已是病入膏肓，都腐烂了。任何想要治愈它的人，首先就必须鼓起勇气，找到这种病的原因。”对此的诊断结果是种族主义的：那个唯一真正进行“文化创造”的雅利安种族，放任自己被以犹太人为典型代表的“文化毁灭者”削弱，直至生存危险的境地。犹太人是“种族污染”和“种族结核病”的代理人，也是寄生虫和细菌，在他们寄生的那些宿主民族身上引发疾病、退化和死亡。他们是“永远的吸血鬼”“吸血蝙蝠”“细菌携带者”“人身上的寄生虫”和“腐尸上的蛆”。

他最后说：“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种自觉和系统的过程，它在消灭一个社群中所有那些患有精神疾病和其他方面丧失功能的人，”这个过程“严重地损害了托付在医生和〔健康〕当局的……信任”。他提到德国有着优良的历史，一直在提供运作良好的护理机构和训练良好、“无私地准备去服务”的人员，他质问，这些建设性的倾向是否会被迫“在我们的人民中慢慢死去？”他还质问，对“不值得活着的生命”的这种消灭要走多远，它已经延伸至那些“清醒和负责任”的人身上，下一批目标会是谁。他触碰了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对于那些在为祖国作战中遭受不可医治创伤的士兵，又会发生什么？”他补充说：“这样的问题已经在他们中间出现了。”

一个关键想象来自19世纪后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所说的“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他这句话说于1879年，而这个想象却回响在几代人之中。数十年之后，一个主要的反犹主义者说，这个想象已经“成为我的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在我20岁的时候，就是如此”。的确，我访谈的医生中，有好几个人都不太自在地、常常是不太明确地提到特赖奇克这句著名的话。犹太人导致了德国“不幸”，这个想象鼓励了各个层面的反犹主义，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到现代的“科学种族主义”，再到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所喜欢的那种看似温和、甚至是“反思”的形式。总之，的确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犹太人问题”，德国人必须得处理。

从1939年9月起，当战争开始后，随着德国军队东进，党卫队开始枪杀精神病院的病人（不分种族或国籍），以腾空医院用于收治士兵。比如，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东部城市斯特拉松德有一所医院就于1939年12月被腾空，它原来的病人被运到但泽枪杀。先是使用波兰囚犯来掩埋这些人的尸体，然后再枪杀那些囚犯。在切姆―卢比尔斯基，在波兰总督府内，病人被党卫军部队成批枪杀，有的时候是从收容所里赶出来枪杀，然后集体埋在一起。

所以，尽管有些医生抗拒了纳粹，大量的医生也不怎么同情纳粹，但作为一个行业，德国医生把自己交给了纳粹政权。德国大部分其他行业也是如此，但医生们给纳粹政权的礼物却包括用他们的智力权威来论证和执行医学屠杀。医生们发扬了这个观念：德国的集体生存是一件医学之事。恩斯特・曼早在1922年就明确表达过的一种诱惑，让许多人信服。恩斯特・曼直接捍卫医学屠杀，认为疾病是“被健康控制的一种耻辱”。他的原则是：“通过对可怜者的无痛消灭，可怜就从这个世界上清除了！”而且，整个过程要由医生们来实施，在这一点上，“医生就成为了人类的真正拯救者”。

这家机构的主管赫尔曼・帕方缪勒医生发明了一种做法，将要杀掉的儿童饿死而不必在他们身上浪费药物：我记得帕方缪勒讲话中下面的这些要点：对于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我而言，很自然，这些生物（他指这些儿童）仅仅代表着我们人民的健康身躯所要承受的负担。我们不是用毒药、注射等等来杀（他当时也可能使用了“杀”这个词的委婉表述），如果那样就只是让外国报纸和瑞士的一些先生有新的煽动材料了。不，我们的方式要简单得多，也更自然，就像你会看到的这样。说这些话时，他在一个……护士的帮助下，从一张小床上拖起来一个儿童。他一边像展示一只死兔子一样展示这个孩子，一边用一种司空见惯的表情和一个讥讽的冷笑判断说：对于这样一个来说，还需要两三天的时间。

他看上去也同样同情“安乐死”，他强调这是在“医学意义上”，当它似乎变得更是“一种政治行为”时，他就批评它了。他谈到当病人“从我们这里带走时”他和他的同事们如何困惑，“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直到他从亲属那里得知这些病人在特殊机构里“很快死亡”。得知真相，“我很震惊……很恐惧地想到它竟然发生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里”。他和他的同事们想一些办法来救病人（比如，不做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将他们转到不那么受这个屠杀项目影响的私人机构去，或者是把他们送回家），但大多数时候还是以他们不得不做的方式来合作。精神病医生中出现了“抗拒”或“冷漠”的不同态度，后者似乎是多数，“接受了〔这个项目〕，因为这是一项国家政策，他们不希望反对它”。

在这些医生中，一种浪漫空想的倾向与信奉科学―医学合理性乃至崇拜结合起来。在这个纳粹项目中，正是勃兰特那种宗教―浪漫主义般的卷入，导致了他对大规模屠杀的麻木，导致了他能够不同寻常地一直寻找整个纳粹项目的好处。在直接的人际关系中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正派，反对自己周围那些较为“粗鲁的纳粹”，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强化了一种个人美德的感觉。勃兰特自己是个医生，是个治疗者，就这个过程而言，他对自己的这种强烈感觉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正派纳粹”为这个政权做了许多事情，对于纳粹的大屠杀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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