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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有很多人对时代的影响太大了，包括梁启超、胡适，他们影响了整个一个时代的风气，就不宜单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他们在某一个专业的研究上可以未必有多大贡献，可是他们对于整个时代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包括郭沫若在自传里都讲，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几乎没有不受梁启超影响的。

胡适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去美国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水至柔，柔可以克万物。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理性逻辑思维告诉他，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今天，我们的通讯手段无比发达，有谁能做到胡适这样？别说每天一封信，哪怕每天一个短信？这是一个制度化、结构性地消灭人伦的年代，高铁、网络、中国电信，并没有让亲情更便捷。骨肉被分隔两地，血脉被拉长稀释，年轻人即使有心，也已经无力，在奔走求生的现实重压下，亲情早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亲子之情，天伦之乐，原本至高无上，任何人无权剥夺，却不料败倒在这坑爹的时代。

胡适一向是“不知老之将至”的，他在台湾期间一直在想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他也还想对增进中国的自由作出贡献。可是不论台北的当局还是胡适的朋友和追随者，都希望胡适仅作一个偶像。政府中欢迎他的那部分人实际上也只要胡适这块招牌，并不要他真做事。不仅不十分喜欢胡适的人希望他只做偶像，就是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许多也只希望借胡适的大名一用

自他“暴得大名”以后，几十年间“始终是学术文化界的一个主意的焦点”，无论是誉是谤，不管是追随、发挥、商榷、批评或反对，在众多领域里“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这是怎样一个“存在”呢？我想，有没有他的哲学史、文学史和小说研究等“诗文集”固然大见轻重，即使没有这些，胡适依然是那个“胡适”。

别人拿他当偶像，他却想干实事，这也正是胡适晚年几乎事事不顺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胡适又有君子善假于物的大优点。他说，与朋友讨论，“本期收观摩之益也，若固执而不肯细察他人之观点，则又何必辩也”。不管争论讨论，胡适都最善于整合别人观点，据为已有。留学生许肇南主张一国命脉在中等社会，特别提倡社会改良。胡适有诗记许氏的观念说：“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国之主。……愿集志力相夹辅，誓为宗国去陈腐。”这些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成了胡适自己的意见。观胡适许多书信文章中的新观点，常常能在其日记中发现不久前恰与人讨论或争论过。

胡适早在1916年的白话诗《孔丘》中就说过，“知其不可而为之”乃是“真孔丘”的主要精神。这是真解悟，大约也有夫子自道的意味。他自己就有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宗教性使命感，且终生实行之。同时胡适又一向“宁可失之忠厚”，此次虽然确实生气，仍委婉出之，对国人寄予厚望。

胡适的这些话蕴含着多重意思。人人都知道这理由反说之意。他所列举的言论自由的处所，正是当时“质询”他的地方；代表言论自由的杂志，也正是“围剿”他的机构。以胡适的谨慎，竟然在有许多海外来客的公众场合说出“围剿”这样的字眼，可知其生气的程度已非一般单忽视也不全是说反话。以为政府和杂志上也都有人在为他说话。而且胡适不能说――甚至自己也不能想――他所认同的地方诗歌不讲言论自由的地方。胡适是要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一个“完整一致”的形象的，这是他许多时候虽已很勉强也不肯认错的一个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行为。

胡适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历史上的公式”，即“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而且“这是在变态地国家里必然的趋势，禁止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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