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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杀人的技术而言，由于特别行动队员出现了心理问题，对枪杀的依赖就逐渐减少。也使用过爆炸物，比如1941年9月在俄国就曾炸死过精神疾病患者。这种方式被证明没有效率，因为炸死后打扫现场的工作量很大，有时候炸一次还不够。毒气显然是比较好用的。

不管约翰・S在前线的经历起了什么作用，他经历了这些却不后悔。他知道纳粹杀了许多犹太人，但却要证明这个数字被夸大了，许多犹太人并不是被德国人而是被乌克兰人所杀，而且“数字并不说明什么”。他尽力（而且成功地）坚持他的纳粹宗教。他的结论是，国家社会主义并不错或者并不坏，而是“时间太短了”，让它实现目标的时间太短了，这“将用许多代人的时间”；希特勒如同摩西一样，“打开了进入一个新世纪的大门，但没有穿过入口”，说希特勒从本质而言“是19世纪的人”。最后，“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发展出足够的生物学教育，这就不可能在生物学上对人民进行足够的教育”；因此，“国家社会主义的悲剧，在于它从来没有实现”。

我们在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之后，他清楚地表明，他不想再说什么了：“我已经将近80岁了……我再不想与那个时代有什么牵扯了……我再也不想去想它了。”他的故事是一个中年精神病医生作为一个依赖的、本质上是服从的公务人员在一个国家体系中的故事。尽管医学杀人项目对于这样一个人是太过激进了，但他不会冒险甚至不会去想进行真正的抗拒，他的妥协是顺从与努力坚持精神病学专业标准的结合。其结果就是对自己道德堕落的苦涩，以及服务的那个政权带给他幻灭的苦涩。E医生的个人经历，代表着一种折磨所有德国精神病医生的困境，这段并不遥远的过去了的杀人插曲，这样的记忆既不能面对和承受，也无法挥之而去。

她承认在此之前自己“对我们元首有着最坚定的信心”，但现在她感觉到“我们脚下的大地倒塌了”，尽管“人民仍然抱有希望，认为元首还不知道这些事情”。这个法官把这封信给希姆莱看，希姆莱“体己地”告诉他，是有这样一个项目，“是元首授权的”，“由知道自己责任的‘医学专家’来执行”，如果这个项目广为人知的话，“运作方式就会出问题”。

然而，在勃兰登堡的一氧化碳与吗啡注射杀人效果比较的“试验示范”中，从勃兰特在其中的作用来看，他已经很残忍和麻木了，他将这个过程视为“医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进展”。曾当过勃兰特助手的一个医生告诉我，那些比勃兰特走得远得多的精神病医生中，有些人觉得他们应该“把许多也许不应该处死的人加以处死”，勃兰特发现后很生气，要求这种做法马上停止。他的这种态度类似于他愿意挽救某些病人一样，并不能真正改变屠杀项目本身。他是那种想让这样的项目尽量“公正”和“人道”的纳粹。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勃兰特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脱离德国政府、纳粹政权，或者是希特勒本人。所以，主审法官说，“在这个被告席上坐着一个看不见的人”，“这个看不见的人就是希特勒”，就毫不奇怪了。

有些事情是不可能被我们充分理解的。我们最好是承认：一种局部的理解，一种理解的方向，是任何方法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

他的主管把医生们召集起来，希特勒关于“安乐死”的法令和“医学委员会”对儿童作出最后决定的工作告知他们。主管强调说，所有这些构成了“帝国的一项秘密”。作为他上司的两个主管，也是这个封闭系统的一部分，也“相信〔这个杀人项目〕是正确的”。不同于今天，在当时“一个人害怕去做与主管不一致的事情”。关于这项政策，同事之间也没有任何交流，有一次它被提起，但“它只是从上到下的一条命令链，没有讨论”，因为向任何人谈论这个项目都是“禁忌”。当时20多岁的他，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医生和年轻人，他感到孤独和焦虑，感到出现了幻灭（“我不相信一个我所希望的帝国……会命令做这样的事”），此外还有一种“无路可逃”之感。他的应对方法就是顺从，做希望他做的事情。

这里我想起了一位讲法语的东欧幸存医生的警告：“教授喜欢去理解不可理解之物。我们这些自己曾在现场的人，总是问自己这个问题，而且会一直问到生命结束之时，但我们永远不会理解它，因为它就是不可理解的。” 这段话并不仅仅是谦虚，它更表明了一个重要的法则：有些事情是不可能被我们充分理解的。我们最好是承认：一种局部的理解，一种理解的方向，是任何方法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

让他的不安和负罪感进一步加深的，是他“对执行此事的方式”的怀疑：唉……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同时去处理，不仅仅是数量……并不是一次一个……我曾想象会是一种个别的程序……一个一个来。唉……原来是一种集体处理……我觉得以人的角度出发，是否将不得不走上这条路的某人作为个体来处理，……抑或是把这么多人作为一群来处理，这是不同的。这样的屠杀方式不允许他维持自己在做医学工作的幻想：“我是一个不得不做此事的人！”“谁会喜欢这样一份工作？”

在课堂上，医生们偶尔会重申与纳粹政权做法相冲突的智力和伦理立场。我访谈的一位反纳粹的医生告诉我，他的一位老师卡尔・克莱斯特教授拒绝在一个“安乐死”任务中服务，并且对他的学生宣布：“想一想吧，他们想让我，一个老医生，用自己的双手来犯罪。”据说，这个教授当场被学生积极分子谴责，不过，可能是因为他比较资深，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大部分反纳粹的医生在讲课时倾向于慎言，较多的是暗讽。克莱斯特教授可能也是如此做法，但他的这位前学生视其为英雄，希望记住的，是老师比实际表现的更勇敢。

对于“非雅利安人”或犹太人，已有典型的法律定义；在允许犹太医生行医或诊治非犹太人病人，同时也不鼓励，以及随后的禁止雅利安医生诊治犹太病人，这段时期也有相关的法律禁令。最终，不允许犹太医生被称为医生，只能称为“疾病治疗者”，犹太人外科医生则被称为“外科的专门治疗者”。在被驱赶之前，或者是被关押或杀害之前，犹太人被剥夺了医生这个令人尊敬的身份。

对于医生来说，用药物来杀掉更为得心应手。他们的方式包括注射吗啡、吗啡加莨菪碱，或者是使用片剂，通常为佛罗拿或鲁米那。用药物杀掉一个早已虚弱的病人，在不能使用毒气室后，现在成为屠杀中心喜欢用的一种方式。尼切医生已经测试过了慢慢杀死的合适剂量。现在，更是名符其实的“注射器应在医生手中”了，或者是在一个助手或一个护士的手中。即使是在T4高峰时，也偶尔使用注射处死，比如哈达玛的一个医生拒绝把一个已经正式确定的怀孕的妇女送往毒气室，于是一个护士给她一针致命注射，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政权的医学官僚机构传来了持续的信息，精神疾病患者是“无用的吃饭者”，是这个国家及其战争努力的负担，是“不值得活着的生命”。即使这类暗示是间接的，但杀掉他们的许可却足够清晰。如同一个医生后来在法庭作证时所言：“在与这个项目中的其他医生交谈时，我得知，如果一个机构内的医生或其他人用注射或大剂量药物杀掉一个他认为应该将其消灭的病人，这不会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有可能是这样，帕方缪勒是一个极端的案例，既是一个真正的纳粹意识形态的狂热信仰者，又是压抑者，用伤害其他人来克服自己的焦虑和死亡想象。然而，当帕方缪勒走到饿死婴儿、儿童和成年人这一步时，他身上似乎就是一种强烈的、无所不能的、施虐者的心理状态了。与此同时，他会继续视自己为理想主义者，甚至是正派人。帕方缪勒后来在法庭作证时，说自己与海德不同，自己是希望考虑“工作能力”，即使是那些只能从事最简单工作的成年病人。这个证词无疑在为自己辩护，但也反映出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也努力视自己为进步与人道的专业人员。

医学界人士对这些改变的抗拒极其有限。一个引人瞩目的例子来自于一个勇敢的知识分子――卡尔・萨勒――的抗议。这是一位原本前景不错的人类学家。早在纳粹政权之前，他就批评北欧日耳曼作为一个固定的生物学实体的这类概念。在自己的著述中，他坚持认为，所有种族都有一个持续变化的基因库，是一种持续的流动状态，德国种族早已与许多其他种族交织了，包含有大量的斯拉夫影响，这个主题质疑了纳粹生物医学愿景的根基。所以，正是盖世太保首领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本人签发了一个命令，禁止萨勒教书。萨勒被迫离开了在慕尼黑大学的教职。在他告别的那堂课上，萨勒重复了他的科学观点，说对真理的爱和荣誉感使他不能放弃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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