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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也许并不足以理解他所感悟的真谛，但那一刻的画面却深深的植根于我的心中了。我顺著他的手指，看见远村的炊烟渐起，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禄，都这样转瞬云烟。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耕罢的老牛，旁若无人的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么简单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风中，竹叶飘潇于地，浑如一幅随心所欲的书法，在记录著那些亘古不变的道理。

如果你不能成为山巅上一棵挺拨的松树就做一棵山谷中的灌木吧！但是做一棵溪边最好的灌木。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参天大树，那就做一片灌木丛林吧！何妨就做一棵小草，给道路带来一点生气！你如果做不了麋鹿，就做一条小鱼也不错！但要是湖中最活泼的一条！我们不能都做船长，总得有人当船员，不过每人都得各司其职。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们总得完成分内的工作。筑不了大路，何不做条羊肠小道，不能成为太阳，又何妨当颗星星；成败不在于大小---只在于你是否已竭尽所能。

穷人站在十字街头婴十把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打不散无义宾朋。英雄至此，未必英雄。大英雄手中枪翻江倒海，抵挡不住饥寒穷三个字。

“对于柏林来说，反法同盟有时是有用的，但并非必须参加。”

激进主义导致了俄国知识界的大分裂，催生了民粹主义，此后它“又换了一种形式进入到列宁主义中来”。列宁直接把皮萨列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奉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托洛茨基承认：“我们的先辈没有注重创造……可使我们的革命变得温和一些的民主条件”，于是新俄国、新生活就在痛苦、磨难和血腥中诞生了。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苏联模式最后在国家主导的快速追赶潮流中断送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反思“激进主义”成为近年来俄罗斯学术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比如撰写《俄罗斯文化史》的格奥尔吉耶娃就认为：“革命解放运动所固有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是俄罗斯整个民主运动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

因为“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集合名词，它是需要人格化的领袖来代表的，而这种“人民之父”，也就是“人民的家长”与沙皇专制只有一步之遥，要跨过去是轻而易举的事。民主主义者认为，自由不是大众化的，而是贵族特权，因此造反的群众不关心自由，也不需要自由，他们甚至不能忍受自由的重负，会滥用了这份权力，使俄国陷入西方的一盘散沙状态。别林斯基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从彼得大帝的强制性中看出，如果没有强制，俄国的惰性使推行任何改革都是无法实现的。权威的意志力比自由更适应国土辽阔的俄国。

别尔嘉耶夫认为，“通过别林斯基，可以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形成的内部动因，这个动因首先应该从对生活中的恶、不幸和苦难的激烈的愤怒中去寻找，他看到了具体的人遭受苦难，他要证明人的价值和生活的权利，他的目标是为了具体的人，而在争取这个过程中个人又被整体和社会淹没，一个人只有通过革命建立的新社会才能获得新生，而这个行为需要社会的多数――人民――进行激烈的改革”，这个变革过程中导致了对个人的遗忘，社会问题超越个人问题，革命推翻压迫个人的“共性整体”后又以新的“共性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它。

植物与植物间的沉默幽寂是诱惑性的，寂止的生命在寂止里生长，也在寂止里死亡。同一块单位面积上同时存在着两个粗分的世界，上层世界在阳光中仰面，下层世界在水荫中霏然自寂。神秘的令人惊疑的屏息世界无声发着声响，沉缓的洪荒大地，一眼望去层层展现，植物在彼此交错中可有流动？踩着荒堙前进，全神贯注，自然的景色太寂静令人有着某种程度的悸怖，怀着致命的防卫与深究，我口袋里随时插着一本植物图鉴，总归是天暗了之后才会回到室内。在那样密集的森林里，植物之间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故事，我观察植物的静默，读他静默中的生死离去，植物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语言，相亲里故意忽略对方，但不离开彼此太远，孤独的倾听、安慰、接纳、包容，也孤独的欣赏自己的弹性。

动物都怕人，只要不碰它，它就会避开。以前在森林里听到人声，你会朝着声音跑过去，但现在人与人相互躲避，只求上帝保佑不要让我在森林里遇到其他人。

爱欲如迎风火炬，必有烧手之患；爱欲如刀口之蜜，必有割舌之患；爱欲如夜行尸林，必有鬼打之患；爱欲如埋伏地雷，必有丧身之患；爱欲如糖裹硫酸，必定焚身溃烂。

你没有过错。你只是不懂。因为你无法动。你不明白超越你可触及可念想的范围之外的一切。你如同一只没有离开树洞范围的蚂蚁，蚂蚁群落中的一只，细小卑微，在这无尽繁盛的繁殖之中，在这超市逼仄的处境之中。这是你的意识得以存在的基础。你不知道树洞之外是树林，树林之外是森林，森林之外是高山，高山之外是平原，平原之外是大海，你怎么可能知道会有大海。你从未见过他，也想象不到塌你只能坚定地维持自己的原则，那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树洞，不可能有大海。说世界有大海的人是，未必也真的见过大海。或许他只能是一只蚂蚁。但他与你的不同，是，她是一只虽然没有见过大海但相信有大海的蚂蚁。所以他是一只又信仰的蚂蚁。你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是，信仰的问题。

只有身居北美和西欧的犹太人才获得了解放，享有自由。在俄国，他们受到迫害，在波兰，他们遭到歧视和排挤，在穆斯林国家，他们作为“被保护者”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即使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所谓的“自由解放”也仅限于法理上的名义，反犹主义正甚嚣尘上。1897年的基督教国家，内部也并不平静，很多国家无法平等、尊重地对待犹太人，保障他们自由的人权。

也许你迷失于黑暗或在微光森林里难以寻找到出口，与现实拉扯得伤痕累累却又不甘心失败，但你终将懂得光明是黑暗脱胎后的底色。你才是自己的希望之光。

一次，我在普林斯顿收到了一大盒铅笔，每支上都有烫金字写着，“亲爱的理查德，我爱你！波丝猫。”（我管艾莲叫波丝猫。）这倒是蛮甜蜜的，我也很爱她，不过嘛，人总是会不留心把铅笔丢掉的，比如和瓦格纳教授讨论问题后，就蛮有可能把铅笔扔在他桌上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些字让人多不好意思。那时大家的境况都不富裕，所以我不想浪费那些铅笔，于是我用小刀把铅笔上的字刮掉。第二天，我就收到艾莲的信，上边写着，“把铅笔上的字刮掉算个什么事儿呢？”接着说，“难道你不为我爱你而自豪吗？”随后又是，“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 下边还有打油诗，“你若以我为羞，哒，哒，哒，你是个核桃！”后边一段也差不多，只是最后一句变成了“你是个杏子仁！”每一个都是“果仁”的不同说法。

钱钟书瞧不起他的时代，一部《围城》已足清楚曝露，但他显然认定即使在最沉沦的时代里亦可以做最神圣的事情，学问、创作、阅读，他仍愿意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如果外在世界尽不足惜，钱先生至少会自信尽了本分，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也应做的工作，抬头看天，它能够满足于天上的一片云彩。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透露，钱钟书被征召担任行政职务，很懂得手快脚快地处理好一切会议和琐事，以便把“偷”来的时间做学问和写文章。这样子的孤傲，就像一位百姓在枪林弹雨里躲藏于一个洞穴，硝烟过后，走出来，挥手掸掸衣上尘土，耸肩笑笑，重新出发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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