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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这个行业把我给毁了。上大学的时候也是个文艺青年，怎么十年医生当下来，觉得自己像个木头一样，已经跟社会完全脱节了。”

武汉大学

创业者最好的大学就是社会大学。

毛咏欣看她一眼，“你我受过大学教育，年纪在三十岁以下，有一份职业，这样的女性，已立于必败之地，在父母家，在办公室，在男伴之前，都需忍完再忍，忍无可忍，重新再忍。”承欢问：“没有例外？”“咄，谁叫你知书识礼，许多事不可做，许多事不屑做，又有许多事做不出。”

香港人赚到钱还知道捐学校，我在国内大学转还时常看到亦夫楼之类，却没有见过中国著名人物捐过什么钱给学校，最气派是政府、银行大楼，一个外国人到中国转，看一眼学校，再傻也知这个国家没戏――中国人留给下一代的永远是贫穷加贫乏，一代代大人还嘴特硬，说自己不容易，说别人坏，也好意思说出口？

在我看，那种中国人的苦里最多的成分是目标单一及不合理，它的背后是生活方式不合理，比如学外语，若是不想出国进外企，为何要去学？若是大学毕业后无事做，为何要去上大学？中国的高考是十几个人陪一个人考，很容易测定自己是不是能考上名校，考试不是赌博，成绩不好或知道不行，为何要浪费时间去陪？

而中国孩子从小就视啥也没有为理所当然，很多中国年轻人认为中国大学四至六个人一间宿舍不错，理由是大人们灌输给孩子的一个观念，“中国人多，没法跟发达国家比。”再也没有比这个说法更混蛋的了，世界有很多国家的人口密度比中国大，可人家过的好好的，我以为，人多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混蛋多。

最后一次见面，他在深圳大学附近租了间农民房，十来平方米，贴满墙海报，CD、杂志、脏衣服堆在墙角。窗帘极厚，白天也要开灯。这小房间跟他大三时在校外租的房子无异，估计在北京住的地儿也是同样风格。他给我听录制好的小样，这首是朋克，这首慢摇，这首民谣，哎，这首还没配鼓。听不清歌词，吉他照例喧宾夺主。听完，他朝我伸出手来，五百吧。明知道他还不了也给了他，心想，就当交学吉他的费用吧（十分钟五百，真贵）。有人一降生就心性老成，有人则一直把自己封锁在青春期里。到后来，老成的人多数活成一个笑话，青春期到最后就成童话了。童话嘛，总是骗人的。

他请她喝酒。他是老板，她是实习生，他比她大九岁，他比她能喝，她烟瘾更重。她喜欢能喝的男人，在实习的一个月里这男的从来不醉。也可能因为她总先醉。那晚喝到最后，他说：“你就留下来吧，别走了。”她笑，跟他碰杯，觉得真幸运，大学还没毕业就已经落实了工作。离开酒馆，他牵她的手，其实哪儿是牵，简直是攥死捏牢――她才明白自己会错了意。结婚二十年后，她真的真的不喜欢他能喝了。他还跟二十年前一样无酒不欢，每晚一群病痛缠身的老哥们儿喝顿大酒回家各自卧床，舒服点了马上又聚。他痛风严重，发作时脚疼，沾不了地，需要她伺候。她再也不在他面前喝酒了。有时他不在家，她也会给自己开瓶啤酒，打开电脑看看韩剧。她跟我说，现在喜欢半醉的他，真醉了就不可爱了。

我回到芝加哥，没有快乐，不仅发现了意料之中的阴森，还发现要面对一个新的考验。又一次，我因缺乏实用知识而使自己遭受一种真正的，几乎要击垮我的磨难。一年前的夏天的工作给了我至关重要的启示，这过去的几星期也一直如此。那时我就明白我无法忍受干白领工作，我无法指望上大学、看书、写作之后还能干什么工作挣足够的钱让自己过上好日子。（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与其做伪知识分子的什么事，比如教书，还不如做某件无意义的事情――我没有意识到一个人会因为他大部分工作时间里的活动而变得多么的麻木、枯竭。）这打消了我企望过无产者生活的一半的念头，我目前注重身体存在的方式已经剥夺了我的另一半幻想！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长期悲观论颇为流行，不少自由派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耶鲁大学的黄亚生教授多次撰文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在他看来，“如果以亚洲各主要工业国经济起飞的不同年份作为出发点来比较，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足为奇。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大学四年，你如果全部用来睡觉，或是混混沌沌1460天，毕业时，收获的大概只是激增的脂肪、已渐迟钝的大脑和蒙上了灰尘的心，连学位证能不能拿到都是个悬念。大学四年，你如果喝几百瓶啤酒，打几千次DOTA，以三个月一段的频率谈十六场恋爱，最后得到的恐怕就是虚浮的体质、磨损的意志和沧桑的心。当然，大学四年，你也可以选择，参加1-2个喜欢的社团，拿2-3次奖学金，考3-4张有用的证书，听30场名家讲座，读100本经典书籍，上810次自习，学有余力的还可以选修一个第二专业，用四年的时间积累丰富的学识，练就更加聪明的头脑，为你想要的未来铺路搭桥。

看到这里你或许会问：“清单最开头的那几件重要任务怎么办？永远也不做了？”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个问题。诀窍就在于，要为优先级最高的位置选对任务。最理想的备选任务有两个特点：第一，它看似有明确的截止期限（但实际上并没有）；第二，它看似重要得不得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幸运的是，这种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大学里的绝大多数工作都能归入此类，而且我敢肯定，大多数其他大型机构里的情形也是一样。

主要是指大学生的，就是在选课的时候，只想选较容易的或讲课动听的老师。其实定了某一系之后，选课应以老师学问的渊博为准则，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跟一个高手学习，得其十之一、二，远胜跟一个平庸的学得十之八九。这是因为在任何一门学术里面所分开的各种科目，都是殊途同归。理解力的增长是要知其同，而不是要求其异。老师若不是有相当本领，就不能启发学生去找寻不同科目之间的通论。

我在大学里教书，前后恰已十年，年年看见大批的学生进来，大批的学生出去。这大批学生中平庸的固居多数，英俊有为者亦复不少。我们辛辛苦苦地把一批又一批的训练出来，到毕业之后，他们变成什样的人，做出什样的事呢？他们大半被一个共同的命运注定。有官做官，无官教书。就了职业就困于职业，正当的工作消磨了二三分光阴，人事的应付消磨了七八分光阴。他们所学的原来就不很坚实，能力不够，自然做不出什么真正的事业来。时间和环境又不容许他们继续研究，不久他们原有的那一点浅薄学问也就逐渐荒疏，终身只在忙“糊口”。这样一来，他们的个人生就平平凡凡地溜过去，国家的文化学术和一切事业也就无从发展。还有一部分人因为生活的压迫和恶势力的引诱，由很可有为的青年腐化为土绅劣豪或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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