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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很自怜地想到了自己。今年夏天我也参加过一个综艺节目――一档竞技类真人秀，伪装成24小时不间断拍摄，但当然不是。所有起床的镜头都是化妆师化好了妆再躲进被窝，假装惊恐和愤怒地被摄影师叫醒。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是艺人，他们非常善于展示自己讨喜的一面，只有我窘到了极点，几乎所有镜头都是叉着腰一脸尴尬，像是作弊被抓。当第一个被淘汰的时候，我如释重负。摄影师扛着摄像机跟着我很长时间，大概想拍到我哭泣的镜头――哭泣、呕吐、愤怒对电视镜头来说都是宝贵的，结果摄影师再次失望了，只拍到我一个迅速收敛的干笑。放下摄像机的时候，摄影师骂了一句街。

2016年，我独自一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认真也是孤独的结果。我几乎不会日语，大多数时候面对别人都只能微笑点头，无法建立任何情感联系，更无法在人际交往里投入什么热情。说实话，即便会日语也无助于我缓解孤独。

两个天神降临到这个岛上，在岛上立起一根天之御柱。伊耶那岐命问他的妹妹：“你的身子是如何长成的？”她说：“我的身子都已长成，但有一处未合。”伊耶那岐命说：“我的身子都已经长成，但有一处多余。我用自己多余之处来填塞你的未合之处，如何？”两人约定绕着天之御柱奔跑，一个从左，一个从右。相遇的时候行房事。等两人依照约定相遇时，他们像初次见面那样客套。伊耶那美命说：“啊！真是一个好男子！”伊耶那岐命说：“啊！真是一个好女子！”伊耶那岐命却说：“女的先开口，恐怕不吉利。”但两人还是忍不住交媾起来，不久生下了一个残疾儿，让水冲走了。

格雷厄姆・格林在《文静的美国人》里写过：“她们爱你是为了报答你的体贴，你使她们有了安全感以及你赠予她们的礼物――她们恨你是为了你打她们，或是为了一件待她们不公平的事。她们不知道爱是怎么回事――只是走进一间房去，爱上了一个陌生人。”

脱衣舞的色情之处，在于它的欲盖弥彰，欲裸还盖，先做出一种神秘的许诺，然后脱一点穿一点，赤裸的过程用一种缓慢而诗化的过程体现，速度就像人堕落的速度。赤裸本身没什么迷人的，迷人的是堕落。

我的一个日本朋友告诉我，他什么时候觉得太太不爱他了，“我家睡的是榻榻米，所有人的被子都一模一样。有一次，我不小心把自己和太太的被子拿反了，到了晚上，发现她悄悄把被子换了回来。她连我的气味都难以忍受”。

30多岁的D小姐仍然爱看漫画和日剧，有着一颗少女心。可以用天真去评价她吗？并不是。天真的人很容易世故，某种程度上，天真和世故并不是矛盾的特质，而往往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不同阶段。天真的人不懂得珍惜这个特质，而是早早地把它当作成长必然蜕掉的皮，轻率地抛弃在一边。抑或像小孩子，走一路采了一路的花，采花时也显得兴致勃勃，充满乐趣，到了路的尽头却毫不在意地把那一捧花向上一撒，扔掉，迅速变得世故。

可当才女们死去，势利的历史却只认得有传奇的才女。女人的传奇多半与男人有关，所以当我们提起那些耳熟能详的才女时，第一反应总是她们绮丽奇特的感情生活，作品不过是串联起她们一段段感情之间薄弱的线索，或是QQ签名一样的点缀。就像林徽因无论留下多少诗篇和建筑论文，她最有名的诗句依然是“你是人间四月天”，这诗歌满足了人们对于一个多情才女暧昧感情生活的想象，可其实是写给她儿子的。

纳博科夫笔下契诃夫式的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类人：他集高贵情操和软弱无能于一身，这种情操到达人类所能及的最深层次，而同时他又无力将其理想和原则付诸行动，简直无能到了近乎荒谬的地步。他投身于道德的美善、人民的幸福、宇宙的安宁，但个人生活上却做不出任何有用的事情。他在模糊的乌托邦梦想中耗费着自己乡村的生命。他明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但同时又越来越陷入平凡的泥淖。

吃饭的时候聊天才知道她和我同龄，是嫁到日本的，她与丈夫是高中同学，一毕业就结了婚。她的婆婆嫁给了日本人，她的丈夫就也来日本生活。后来，她忍受不了丈夫每天打游戏打到早上四五点钟，自己在日本也没有朋友。婆婆让她做很多家务，以一个日本主妇的标准来要求她，她却想要上进，读了东大的研究生，拍纪录片，喜欢结交知识分子和独立纪录片导演。“今天下午刚刚谈完离婚。”她说。还好，并没有立刻流出眼泪。我恬不知耻地给出很多幼稚的建议，狂想如何嫁给有钱人，如同最幼稚的初中女生，庸俗得连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

东京是一个人情冷漠的城市，用获得芥川奖的作家、搞笑艺人又吉直树在《火花》里形容的：“东京这个地方，聚集着从各个地方而来的人们。从前在乡下时，从漫画和电视剧里看见的东京，虽然灯火繁华，但人总是很冷漠。上京后我才明白了，那并不是冷漠，而是因为身为外来者的大家都心情紧张。外来者进入东京这个城市，一个个都表现出不要被吃掉的紧张状态，终于成了一个集合体。”

歌舞伎的宿命是要不断地传承――他的儿子也注定要从事歌舞伎的工作。日本国宝级的能剧演员野村万斋不到4岁开始登台，和父亲一起出演。他的儿子同样不到4岁初登台，演一只小狐狸。野村万斋在台上对儿子念台词，宣告他的宿命：“汝之一生将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哪怕落入黄泉，亦不得解脱……”说着，就落下泪来。

今天中午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见了面，送给他们我妈自己画的年画。图案是六子争头，三颗儿童的头，嫁接在六个胖大肥白成人化的身体上。他们大概觉得非常怪异，草率地赞叹了两声就匆匆卷起。下午，我访问大学的教授介绍了东京大学的一个留学生给我认识，是一个上海女生，在日本已经待了四年，打扮做派已经很像日本女孩，很白，吃惊的时候嘴巴张得很圆。晚上我请她去了一家评价很高的烤肉店，一份自助套餐13500日元，相当于700多人民币。90分钟内无限量地点海鲜和很好的牛肉。“真是太贵的料理了。”她不停地感慨。

“眼前苟且”与“诗和远方”是一对虚假的对立。我在东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诗和远方”，生活在迷人的异域，鸡毛蒜皮消失了，可东京的生活同样存在着无奈的人性、琐碎的沟通、窘迫的算计与虚伪的寒暄。另外，网络的发达让“远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异国，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人与事，为我触手而不可及的苦难感到悲伤。正是这些并不美好的细节，才构成了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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