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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天下安乐,我等愿渔樵耕读,江湖浪迹。倘若盛世将倾,深渊在侧,我辈当万死以赴。

Venture outside your comfort zone. The rewards are worth it走出你的安乐窝，去冒险吧，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值得的。

一段能提高食欲的文字，来自于安乐居：酒菜不少。煮花生豆，炸花生豆。暴腌鸡子。拌粉皮。猪头肉，――单要耳朵也成，都是熟人了！猪蹄，偶有猪尾巴，一忽的功夫就卖完了。也有时卖烧鸡，酱鸭，切块，最受欢迎的就是兔头。一个酱兔头，三四毛钱，至大也就是五毛多钱，喝二两酒，够了。……这些酒客们吃兔头是有一定章法的，先掰哪儿，后掰哪儿，最后磕开脑绷骨，把兔脑掏出来吃掉。没有抓起来乱啃的，吃的非常干净，连一丝肉都不剩。安乐居每年卖出的兔头真不老少。这个小饭馆大可挂一块招牌：“兔头酒家”。……一块喝酒的买了兔头，常要发些感慨：“那会儿，兔头，五分钱一个，还带俩耳朵！”老吕说：“那是多会儿？――说那个，没用，有兔头就不错。”……他爱吃豆制品。

这样的一个理论家阿道夫・约斯特在一本出版于1895年的书中，就有过这种直接医学屠杀的早期呼吁，这本书有意使用了《应该去死》的标题。约斯特认为，对个体死亡的控制最终必须归属于社会有机体――国家。这个概念与英裔美国人传统的安乐死概念直接对立，那种安乐死强调个体有“去死的权利”或“死亡权利”或“对于自己死亡的权利”，视此为终极的人之要求。与此相反，约斯特讲的是国家杀人的权利。他虽也谈到对不治之症的怜悯和解脱痛苦，但重点是“人民”和国家的健康。他指出，国家在战争中其实已经行使了这些“权利”，成千上万的个体为了国家而牺牲。他的终极论点是生物学层面的：“应该去死〔就是〕适宜生存的关键。”国家必须掌管死亡，必须杀戮，以便保证社会有机体生存和健康。

所以，“特殊处理”一词的使用，形成了顺序：首先是用于所说的危险罪犯，然后是更大社会中那些医学上被判定为“不值得活着的生命”，最后是集中营中也属于医学化的“安乐死”（通过14f13项目，它总是使用这个词），其对象是所有被这个政权认为不想要的群体（犹太人、同性恋者、政治上的反对者、普通罪犯、“偷懒无能的因素”、天主教批评者，等等）和现在所谓的“不值得活着的生命”。以这种形式延伸至集中营的“安乐死”，无限地扩大了医学屠杀的潜在范围。这种不受法律支配却又合法的屠杀形式具有特别优先权和绝对地位。

运输安排是这种精神病学转运的一幅讽刺画。为此事而建立的“公共福利救护服务公司”把“运输名单”发给它要去拉走病人的各家病院，并说明，与病人一道要带上的，是病人的病史、个人物品以及值钱物品的清单，还特别指出，那些长途运输可能危及生命的病人不能转运（这看似一种医学上的关心，实际上是要避免病人死在路上的尴尬）。党卫队人员管理此事，他们经常身穿白色制服或白大褂，以便看起来像医生、护士或护工。有一些报告提到了“身穿白大褂与党卫队黑皮靴的人”，这种组合将“安乐死”项目的基本性质形象地概括出来了。

尽管勃兰特不被视为一个强烈反犹主义者，但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赫希医生却讲了一件事。1925年，慕尼黑的一个学医的同学曾要求看看他的笔记，把笔记本还给他时，上面多了一幅绞刑架和一个人被绞死的画，并附有这样的字句：“赫希的末日：19××年？”这个学生被证明是勃兰特。在纽伦堡审判时，勃兰特强烈表达了自己确信对不可医治的病人实施“安乐死”是有价值的。

不过，到了后来，这个项目的管理者就遇到了一种坚决的主张，要求“由负责的医生――此人自愿和基于信念而赞同安乐死及其实施――来判断是否实施一个儿童的仁慈死亡，以及什么时候实施和如何实施。这是一个‘可以’而非一个‘必须’的命令”。管理者们甚至宣称，有时干脆就没有专家意见，是否杀死一个儿童的决定留给了机构医生自己来判断。无疑，这个项目的组织者后来受审时在法庭上这样作证，是为了去除或尽可能减小自己的责任。不过，顶层对责任的逃避，可以说就建构在这个项目之中了，机构医生充当扣扳机者的角色，就是一种将实际杀人与“医学责任”融合起来的方式，这医学责任至少部分是属于他的。

他看上去也同样同情“安乐死”，他强调这是在“医学意义上”，当它似乎变得更是“一种政治行为”时，他就批评它了。他谈到当病人“从我们这里带走时”他和他的同事们如何困惑，“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直到他从亲属那里得知这些病人在特殊机构里“很快死亡”。得知真相，“我很震惊……很恐惧地想到它竟然发生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里”。他和他的同事们想一些办法来救病人（比如，不做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将他们转到不那么受这个屠杀项目影响的私人机构去，或者是把他们送回家），但大多数时候还是以他们不得不做的方式来合作。精神病医生中出现了“抗拒”或“冷漠”的不同态度，后者似乎是多数，“接受了〔这个项目〕，因为这是一项国家政策，他们不希望反对它”。

他的主管把医生们召集起来，希特勒关于“安乐死”的法令和“医学委员会”对儿童作出最后决定的工作告知他们。主管强调说，所有这些构成了“帝国的一项秘密”。作为他上司的两个主管，也是这个封闭系统的一部分，也“相信〔这个杀人项目〕是正确的”。不同于今天，在当时“一个人害怕去做与主管不一致的事情”。关于这项政策，同事之间也没有任何交流，有一次它被提起，但“它只是从上到下的一条命令链，没有讨论”，因为向任何人谈论这个项目都是“禁忌”。当时20多岁的他，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医生和年轻人，他感到孤独和焦虑，感到出现了幻灭（“我不相信一个我所希望的帝国……会命令做这样的事”），此外还有一种“无路可逃”之感。他的应对方法就是顺从，做希望他做的事情。

在课堂上，医生们偶尔会重申与纳粹政权做法相冲突的智力和伦理立场。我访谈的一位反纳粹的医生告诉我，他的一位老师卡尔・克莱斯特教授拒绝在一个“安乐死”任务中服务，并且对他的学生宣布：“想一想吧，他们想让我，一个老医生，用自己的双手来犯罪。”据说，这个教授当场被学生积极分子谴责，不过，可能是因为他比较资深，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大部分反纳粹的医生在讲课时倾向于慎言，较多的是暗讽。克莱斯特教授可能也是如此做法，但他的这位前学生视其为英雄，希望记住的，是老师比实际表现的更勇敢。

尽管希特勒后来对勃兰特很有敌意，但勃兰特从来没有质疑过他们的关系，甚至没有质疑过元首发动“安乐死”的人性，从来没有挣脱过希特勒对他所拥有的强大吸引力。所以，1948年6月，勃兰特在被绞死之前还由衷地宣称：“我总是凭良心为我的个人信念而奋斗，诚实地、坦率地、公开地这样做。”较之任何其他医生，勃兰特都更是我所称的“正派纳粹”的一个典型。这样一个医生通常来自贵族或专业的、常常是医学的家庭，他们通常的文化教养和投身纳粹之前的道德标准，与他们纳粹忠诚的深度似乎有着令人吃惊的差异。这种忠诚包括对集体复兴这种主题的狂热参与，勃兰特尤其信奉希特勒，不仅视其为父亲，而且视其为先知和救世主。

“关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命运，在慕尼黑有一些奇怪的议论。”“他怎么会死得这么快呢？我随信附上一枚邮票，请你把他临终情况告诉我。”“为什么要把我弟弟的遗体烧掉？我想把他埋在坟墓里。”“我们必须谴责你们没给我们一个告别的机会……我们由衷厌恶和不理解你们的做法。我希望你们告诉我这样做的理由。” ――“安乐死”项目中被杀掉病人的家属来信摘录

所以，用药物来杀人是所有方式中最为“医学”的方式。可以有“会议”，医生们讨论“治疗”，开“药”，还可以依据药物的效果做出“临床”决定。从“不规范的安乐死”一开始起，医生就可以与护士分享他的注射器，但在决定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来使用注射器或其他药物上，医生们具有更多的权威。“不规范的安乐死”可以作为“安乐死”杀人项目的一种更医学化的持续来理解。当这个政权持续想要摧毁那些“坏”基因时，简单的医疗技术――药物、注射、饮食――就因纳粹医学官僚机构和个体纳粹医生的互动而派上用场了。这个过程持续到纳粹政权的终结，有些地方甚至之后还有所持续。

首先，许多德国精神病医生（以及在类似传统中工作的其他地方的精神病医生）都信奉，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器官的、不可医治之疾病的观念，患者的自然道路就是恶化。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的职业骄傲就依赖于这种观念。任何想要洞察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心智，并以此作为一种理解手段和一种治疗形式的努力，都被这类精神病医生视为“不科学”，同时也是一种职业上和个人的威胁。一位著名的德国精神病医生与我讨论这些事情时，将这种心态概括为“缺乏同情的教条”。无疑，这种心态本身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以“安乐死”的名义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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