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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有充分去经历他的年轻岁月，他在老年的时候一定已经免于所有的压抑和性，他已经不需要再去抛弃他的性本能，它会在生活当中消失、蒸发。一个人必须毫无压抑地去生活，不要有任何来自宗教和教士的干扰，那么它就会消失，否则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在教会里，当你年老的时候，你就将花花公子藏在圣经里面读。每一本圣经都只有一个用途，用来遮掩类似花花公子的杂志，这样你才不会被小孩发现，被发现是很尴尬的。

在这样的书香门第长大，高阳小时候最惬意的便是：“找个四面通风之处，躺在藤椅上看闲书、吃零嘴。闲书值得一记的是《红杂志》《红玫瑰》《礼拜六》，此中作家，后来被封为‘鸳鸯蝴蝶派’。这些杂志的出生年份与我差不多，到我能够看得懂时，它们都已夭折，看的是我早逝的二哥留下来的旧杂志。记得其中还有《语丝》，但作为小学生及初中学生的我，是不可能对《语丝》发生兴趣的。”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难怪他能写出说尽大户门第的历史小说。

配饰最大的好处是它们不像衣服那样会过时，你可以年复一年地穿戴同样的项链、腰带和高跟鞋，而它们也总会经久不衰。不过也有例外。每一季总有一款经典的手提包和鞋子正好与当时的环境吻合――通常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重新塑造我们对时尚的感觉――这件物品持续的时间不会超过下一季。你当然知道它们是什么，因为它们出现在每本杂志上、每个名人的身上、每个商店里以及每个角落。

我认识的每个男人和男孩都看《花花公子》。有的男人，像我爸，会假装不看。要是你当场抓到他在超市里看他，他常常会很不好意思，还会假装自己是在找《美化家居及花园》那类书。但是他确实看他，他甚至还在自己衣柜深处放了一个旧帽盒，作为男性杂志的小窝点。我认识的每个男孩的爸爸，都有一个隐藏男性杂志的小窝点，爸爸们都以为那里无人知晓，孩子们却一清二楚。

这些明信片是如此整齐划一的荒诞，以至于我拿去结账时，都觉得尴尬，好像我在买下流杂志，还企图装出不是给自己看的表情。可是结账的那位女士却从容不迫又饶有兴致地翻阅了每一张――说起来，正像她们对待下流杂志一贯的态度那样。

谢伊接着又做成了一件别人以为不大可能的事：他恳请《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看看他自己送上门去的手稿――洋洋洒洒地写了有两万字――结果编辑们不只是决定刊登，而且留出了1925年2月的一期杂志专门刊登这篇文章。“你的叙述让普通读者对非洲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一位编辑在给谢伊的信中写道，“这是同样篇幅的其他文章未能做到的。”今天看来，这篇文章依然生动鲜活，透过无拘无束的率真词句，读者在了解非洲的同时也了解了谢伊。他是一个热情洋溢、有时脾气有点急躁的人，喜欢拿自己开开玩笑；他处世精明，但遇到从没尝试过的新鲜事，也会表现出孩子一样的好奇。

2000年我来到中国，那时刚从新闻学院毕业，初出茅庐开始写作。我在北京学了一年普通话，又来到上海，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美国报纸杂志写稿。中国经济涨势见好，美国意识到这个新兴大国可能要取代自己的地位，因此需要更多有关中国的报道。上海是我事业发展的好起点。

中国记者大驾光临之前，总会先通知餐馆，而且从来不需要付餐费。如果食物不怎么样，他们就描写就餐环境。（有位记者愉快地告诉我，通常食物越差，环境越好。）免费享用了一顿大餐之后，店家往往还会奉上“红包”，就是在信封里装上现金，以确保记者写出的文章是积极正面的。为了确保安全，店家还会跟出版人和主编套近乎（方法当然是请人家吃饭啦），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在文章刊出之前先做一番手脚。有的时候，手脚做的更明目张胆，说是评论，其实和拿钱买广告没有两样，就差白纸黑字承认了。报纸杂志的道德界限也相当模糊，人们重视“关系”更甚公开。餐馆和记者各得其所：记者饱了口福，餐馆生意兴隆。

我们编织梦想，瞄准终生成就，诸如海边别墅、徽章、奖座、提早退休、名车、好朋友，好家人、好名声，最好还有上金氏世界纪录。到了晚年我们还有个忠诚的伴侣一起坐豪华游轮旅行，或养纯种贵宾狗。杂志和电视介绍并强化这种快乐和成功的模范让人们去追求，不断地创造新的幻相来引诱我们。这些所谓成功的观念，就是我们大人的婴儿摇鼓。

十多年来，我有幸在英美书世界遨游，一路上充满了无限遐想、趣味与喜乐，本书二十个篇章所讲述的内容，正是我在旅程中的所见、所闻与所思，主题涵盖古董书与新科技、黑胶唱片与有声书、老杂志、图书馆、书店、书展、书镇、书架、书梯、书衣……全都不脱与书相关的范畴，书名之所以取为

不只是书本，像是电源、戏剧、报纸杂志、电视新闻、记录片节目、互联网、甚至是日常生活的小意外，只要可以输出感想或大纲，阅读的角度、看法和感受都会有所不同

“有些厕所能够得到五颗星的评鉴，有些却只能得到两颗半……” 他翻着那份杂志对全国名厕所的评鉴报告，显出很感慨的样子―― “整个宇宙充满了竞争，即使身为厕所也无法避免，这就是人生。”

今日重庆的这些旧书铺对于读书人是没有贡献的，比方说，从沦陷区来的一位青年，进了这里的某大学，他来时身无长物，现在至少几本工具书非买不可了，那他就可以到那些旧书铺去看看，只要不怕贵，他买得到一部十年前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这是现在此地可能买到的最好的英文词典。又比方说，一位写作者如果打算随便“搜罗”一点旧材料，破费这么几天工夫，上城下城，上坡下坡，出一身臭汗，总也可以略有所获，十年前的旧杂志有时竟能淘到若干，但自然，怕贵是不行的。

胡适的这些话蕴含着多重意思。人人都知道这理由反说之意。他所列举的言论自由的处所，正是当时“质询”他的地方；代表言论自由的杂志，也正是“围剿”他的机构。以胡适的谨慎，竟然在有许多海外来客的公众场合说出“围剿”这样的字眼，可知其生气的程度已非一般单忽视也不全是说反话。以为政府和杂志上也都有人在为他说话。而且胡适不能说――甚至自己也不能想――他所认同的地方诗歌不讲言论自由的地方。胡适是要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一个“完整一致”的形象的，这是他许多时候虽已很勉强也不肯认错的一个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行为。

他说：“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来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件，小事体。我爱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讲到此已懂了感情，声调开始激动，即请海外回来的各位去看立法院、监察院等处批评政府的“充分”“非常”的言论自由。又请大家看台湾的二百多种杂志，也“代表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说到此突然煞住，显然是心脏病发作，但仍挣扎着含笑与人握手，努力不要让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终因心脏不支，仰身晕倒，从此再未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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