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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愈深入地穷究历史，就愈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抗拒，发现它不可化约的盲点，听到它像蚊蚋一般在我们周遭发出不断嗡嗡却又什么都听不明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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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型”的人从不大惊小怪。他们也像所有人类一样承受着痛苦，但他们是斯多葛主义者，不会声泪俱下或是愤怒失控或是当众脱衣。尽管他们通常是秉持严格道德准则的人，但他们既非布道家，亦非改革者。他们也可能表现得很尖锐（一般是以嘲讽的方式），或是很温柔，但情感的热烈喷发与他们无缘。而且有一条通则，尽管他们非常清楚世界上到处有邪恶和丑陋，但他们更喜欢在良善和美好的地方生存。“爱丽丝型”的人总有显得过于挑剔的危险，而“玛贝尔型”的人的危险则是流于粗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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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美”云云则出自集内《戏和雪纭消夏原韵》之一，诗云：“竞美健康��不张（自注：晒黑为健康美）。天公有意戏炎凉。海滨洗浴温泉胜，试较杨妃孰短长。”依我看，钱钟书这句“公真顽皮”的考语，才真顽皮！我也当真相信，此诗是“瓯北不能专美于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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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的这本书，像是一道窄门，一俟穿过这里，千门万户向我洞开，我在这个世界上渺小的存在似乎因了一个无限广阔的背景而有了意义。我们平日讲“沧海一粟”，似乎总是言若有憾，其实对那“一粟”来说，寄身“沧海”未尝不是一种极大的安慰，那是博大仁慈温暖的怀抱。而在现实中一生持守甚谨的人，也惟有在文字海中才可沉溺，惟有在人类的知识遗存中才可放浪形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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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衍文先生的《寄庐杂笔》中有一篇文章，题目看似平常，只叫《漫话钱钟书先生》，然其中议论有极警辟者。比如谈及钱钟书先生在书札中每每对人奖饰溢量，刘先生说：“当知我国传统的交际礼节和客套用语，于己当示谦卑，于人则当加称颂。这是已成惯例的。倘不明白这一悠久传统，死在句下，那就误解太甚了。”这话讲得实在对得很。钱钟书先生说的那些夸赞相识者的话，即便不是完全做不得准，也往往是要费些思量的。恶乎然？恶乎不然？有时不容易说得清楚。刘衍文先生举钱钟书为卢弼的《慎园诗选》作序为例，认为钱公把近代光宣以后的湖北著名诗人樊增祥、陈曾寿、周树模等都说得无甚可取，各有弊端，而只有卢的诗“机趣洋溢，组织工妙，情文相生，且学人而为诗人”，这就未免是所谓“米汤大全”中行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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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于书札往来中摇笔即来写下的那些赞语，恐怕算不上正经的批评，也禁不起严格的推敲。然而，偶有心眼实的收信者，就拿它们当了真，或者即便心里清楚这些只是虚应故事，也觉得聊胜于无。他们将此类应酬话裁剪出来，印在自己的诗集里，当作名家品题，自然是颇能长自家的威风，夺人家的目睛的。我疑心钱钟书先生评彭鹤濂《棕槐室诗》的那两句话就是“尺牍精华”来着，后面一句“读子言先生撰序，名流鉴赏，月眼无花，传后信今，不待赘说”似乎尤堪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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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钱钟书先生是不是真的喜欢这样的“诗界维新”？他是不是真的认为这就算是“善言名理”？对此类问题，我们恐怕永远也找不到确凿的答案了。或许，我们注定了要以自己理解的那个整体的钱钟书来推测、来判断那些枝枝节节的钱钟书，而矛盾就在于，我们的整体印象恰恰是建立在枝节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于是，我们这些读者，也经常是仅仅交会一次之后便要分道扬镳：例如，在陈伯庄诗集评语的文本上交会一次，在什么才是钱钟书的真实想法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不过，更吊诡的也许是，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根本没有所谓“钱钟书的真实想法”这么一回事。我们所能说的，也许只有“公真顽皮”这么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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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初看似为称誉之辞，但我们还是得再参考一下《谈艺录》：“施愚山《蠖斋诗话》自比其诗于‘人间筑室，一砖一木，累积而成’，渔洋之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有一顿一渐之别。《渔洋诗话》亦载厥说。则愚山又为妙悟之说所欺；渔洋楼阁乃在无人见时暗中筑就，而复掩其土木营造之迹，使有烟云蔽亏之观，一若化城顿现。其迂缓实有倍于愚山者。”如此说来，“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是欺人之谈了。然则钱钟书用这话来夸卢弼，是不是又有什么皮里阳秋呢？自惟谫陋，无法遽断，相信这也如刘衍文先生所说，“是非细细咀嚼、反复思考不能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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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学有没有必要的问题上，很多人的观点可能都有些拘泥了。我自己倾向于这样看：博学者的博学应该被看成是受了我们的委托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时间、没精力、没本事去博学了，我们就把这一知识工作委托给他，让他替我们博学。我们满足于他向我们汇报博学的结果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