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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既尊，学风自善。

斯文在天地至乐寄山林

师道既尊，学风自善。

袁世凯当然也维新。当时的国内外环境，稍微有些良知、稍具清醒意识的士大夫都在发出改革变法的呼声。这呼声此起彼伏。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改革理念与方式。孙中山是彻底的维新――暴力革命。张之洞是中体西用式的维新，用普通话来讲，这老兄主张的是马体牛用或者牛体马用，按我们现在的看法，则是驴唇不对马嘴。顽固派也喊维新，他们维的是旧的思想，只不过希望人心崭新一下，比如激发天良什么的。你要是跟他讲民权人权，他认为中国伦理就会灭绝，不出十年四万万人就沦为夷人那样的禽兽了。康有为是激进式维新，老想出轨，最后既把光绪当了赌注还把咱的主人公袁世凯也绑架进去了。

康有为在捞这根稻草时，还用了最弱智的方式，派自己的亲信弟子、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前去小站现场考察。徐仁禄到后，首先观察到袁世凯非常倾向自己的老师，甚至夸康有为“悲天悯地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于是徐仁禄用小孩才用的方式挑拨说：我的老师与其他同志们经常向皇上推荐您，可是荣禄说您跋扈，不可大用，不知您因何与荣不洽啊？袁对曰：啊，是这样的，原先翁同欲增我兵，荣禄说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翁说，曾左也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结果徐仁禄回去汇报说袁这人已为我们康老师所动，可用。

上世纪初，中国也有过关于政体的争论，保皇派的认为应当君主立宪，革命派的主张共和制。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缺陷，其中还是梁启超比较有远见。任公认为中国民智未开，贸然实行全民的民主是不可行的，人民不懂得利用自己的权利，结果他们的民主权利就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操控，因此他更主张渐进式的改革。中国实际的政治走势，几十年的动荡格局也部分的验证了梁的观点，在这方面梁启超的水平确实比他的老师康有为更为与时俱进。

康有为是个聪明人。他流亡在外，将慈禧太后妖魔化和将光绪皇帝神化，就是个十分高明的办法既能解释自己何以成为国家的敌人，也能为今后留出足够的回旋空间。在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外，对既有体制保持高调的批判态度，以“危言”造成“耸听”，短期利益上可以获得喝彩和捐款，长期利益上则可以用另类方式得到这个体制的认可，以便最终能从“对手”被招安升级为“助手”。这种以退为进的把戏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传统之一，所谓“终南捷径”也。当官家以为终南山中隐居的都是人才，大家便一窝蜂地都去玩隐居。无欲则刚，其实还是追求欲望的特殊手段，“刚”本身就是更为高明的“欲”而已。

张荫桓没有一般官僚所具有的功名，他在纳资为知县后，凭借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干出来的，当然也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提携，逐步爬上政治高层，曾充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奉命出使过英、美、法、德、俄诸国，是当时清廷重要的外交人才，也是李鸿章、翁同稣从事外交活动的重要助手，也深得皇太后和皇上的信任。不过他的官衔并不高，此时仅为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是1898年中国故事中最重要的角色，只是在过去的研究中一直不被重视，他的结局为故事的终结，而正是他的提携、策动，才有康有为那年有声有色的政治活动。

这几位大臣中年龄最大的李鸿章，较康有为年长35岁，年龄最小的廖寿恒，也较康有为年长19岁，所以说康有为那一天是官场上新来的年轻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这些老于世故的人精品评打分。西花厅问话至今没有发现官方记录，但是综合康有为的追记、翁同稣等人的相关记录，大致也能够看出这一天谈话的大致情形。

康有为与张荫桓是广东南海小同乡，鉴于张荫桓在清廷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康有为仰慕、巴结的重要对象，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康有为在北京官场最重要的凭借和靠山。据说，康有为经常出入张荫桓官邸，也经常夜宿张家，彻夜长谈。当然，张荫桓对这个小同乡之所以非常欣赏，除了同乡一层原因外，主要还是在政治理念及内外大事上看法比较一致。

「康有为出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他并没有真正入局。」

一般寒暄问话后，康有为就国内外时局、变法维新等重大问题尽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康有为在这段谈话中，主要谈的是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修铁路，开矿产，广借洋债等问题。从内容看，康有为所谈似乎没有多少新意，许多问题已经达成共识，甚至正在实践。所以从老一代政治家的立场看，康有为这次谈话并不算成功，除了狂妄，除了大言不惭，似乎没有多少可取之处，几位大臣不过是姑且听之，并没有怎么太介意。

康有为对黑人这样描述道：「然黑人之身，腥不可闻。……故大同之世，白人黄人，才能形状，相去不远，可以平等。其黑人形状也，铁面银牙，斜颔若猪，直视如牛，满胸长毛，手足深黑，蠢若羊彘，望之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