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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那个湖南同乡冤枉了我，但我想他一定是认为在京城里湖南人是少数，所以大家要精诚团结，共度时艰。不过从此之后，我便认为守望相助乃是湖南人的习俗，而且为了“乡谊”可以妥协到完全没有原则的地步。

故宫博物院当局决定在锡庆门外增设一处岗哨,当然是为了珍宝馆的缘故。其实略微懂行的人都明白,故宫里头价值连城的宝贝绝不仅限于珍宝馆的东西,可故宫自开放以来几次的盗案全是瞄准珍宝馆。据说,一九五八年有个盗贼趁着午门前“大跃进”会战的混乱溜进故宫,从珍宝馆偷走册封皇后的金册。可他得手之后的销赃手段却是将金册剪断,当作普通的黄金去换钱。结果让人抓住,枪毙了事。

到了纪念堂建成开放，我们故宫的人又是优先瞻仰。我进了纪念堂大门，四处寻找那两根楠木柱子，但总也看不出来。有一次古建专家单士元先生路过北门，我跟他打听楠木柱子的来历。单先生说，如今只有后三宫还是明代的好木料，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别瞧漆画的好看，其实都已经是松木了。那些楠木柱子都是当初从前三殿拆下来，以备日后修缮之用。这样的木料毁一根就少一根，再也不会有了。听了这话，我就后悔当初没有再好好

古代有结绳记事的法子，我们其实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起居生活全凭领导的指令，实在也记不清确切的日子，我于是建议不如就把一年分成“五肉”好了，这样既方便记忆，也能让人每天下地干活的时候多少有盼头。

“后来我还向表兄打听过上海原先一条叫作霞飞咱的街道，他也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这条路开筑于一九零一年，原名宝昌路，十年后改为以法国军人霞飞命名的霞飞路，也就是今日的淮海路。”原来这条街竟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而自己从小以为这路名是从“落霞与孤鹭齐飞”中取的。

我是上海出生的北京人，祖籍湖南。对湖南和上海两地有着不多的一点乡党情结。湖南人的乡党情结是有名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体验过，发现湖南人爱惜“乡党”已经到了不讲原则的地步。那是在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有次过旧历年的前夕，母亲带我在西单菜市场排队买菜。因为当时食品极端缺乏，为了过年，购物的队伍排得像个长蛇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是清晨四五点钟起床摸黑来的，很不容易。而且每一类食品，无论是鱼肉，还是蔬菜，都要单排一队。像我们这种人丁不兴旺的家庭，只好由我和母亲在几个队伍中游走，分别占上位置。但是这种活动要时时刻刻让前后左右的人认可并不十分容易，需要永不停止地在各个队伍里周旋，反复认证自己的合法地位。

事到如今,我还能将这个口诀记得一字不差,就是因为那两年不规律的睡眠让我落下了毛病,特别是“十二到三”和“三到六”的煎熬让我至今经常半夜惊醒,好像又回到了在“大内”巡查“叫起”的生活。也是自己有过这种经历的缘故吧,现在每次乘飞机到世界各地,看见空姐硬打精神、强作欢颜的表情,便使我想到她们要日日忍受时差的折磨,不免油然生出一份同情心。

老王说,先只要记住夜里的排班就行,白班随着夜班的钟点算。这夜班有个警卫队传下来的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儿;十二到三,脱了穿;三到六,忒难受。”不等我接他的话茬,老王就解释开了:六点到九点这一班最舒服,九点下了岗可以睡一整夜囫囵觉,所以叫“睡一宿”;几点到十二点这一班就差点儿了,得熬到半夜十二点才能睡,所以叫“睡一半儿”;十二点到三点这班,你不能熬到半夜十二点去接班,总得先脱衣服上床睡一会儿吧,可半夜十二点要起来接班,所以还得再穿衣服,就叫“脱了穿”。这都还凑合,顶不济的是三点到六点这一班,人最要紧的就是靠后半夜这几个钟头的觉,所以说是“忒难受”。

我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八号到故宫警卫队上的头一天班。如今已过去三十多年,而我之所以对这一天记得如此清楚,实在是生活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当年七月二十八号那场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我从上班的第二天起就在锡庆门外的那溜排房干了整整十天垒墙的活儿,直到地震发生。这是我顺着地震的日子倒推回去算出来的。

带领我们干活的是一小队的副队长,姓魏,河北深县人,是田队长从故宫窑厂带来的心腹,跟胖子老王一样,家属一直在农村。魏小队长的名字如今忘记了,只记得我在神武门值班的时候,收到过一封寄自河北深县的邮件,收信人是:“北京故宫,警卫队,魏难看同志收”。我和几个同事都不知道警卫队有“魏难看”这么个人,正在踌躇,魏小队长走了过来,问大家扎堆儿在干什么。等我们告诉他原委,他一把扯过信来,揣进衣服兜里兀自走了。后来才知道,魏小队长在老家没人叫他大号,只知道小名叫“寒碜”,可代写书信的先生不会写“寒碜”两个字,就按照“寒碜”的文明说法,将收信人写成“魏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