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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从来不仰望天空，因为他们宁愿脚踏实地。

我逃离了享乐主义、宿命主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根深蒂固的西西里家庭，也逃离了出生并长大的纽约布朗克斯区南部的贫民区当时生活在我身边的大多数人都只为眼前的事情而活、冲动行事，他们为了立即的满足和无尽的玩乐而牺牲原则和既定的安排

他在昨晚梦完了另一个世界的结局：在离开西西里的火车站，他们被密鲁菲奥雷的人围剿了梦止于此，下文不明。但已经与他无关、也没必要了。这个故事结束，就有另一个新故事诞生。这个世界从不缺感人至深或枯燥无味的故事，只看它们以怎样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现在就有一个故事讲完，顺理成章该退场了

我发誓在水上书写我发誓为西西弗分担那块沉默的岩石我发誓始终和西西弗一起经受高热和火花的炙烤我要在失明的眼眶里寻找最后的羽毛对着青草、对着秋天书写灰尘的诗稿我发誓要和西西弗同在

令尊和他做朋友，令尊和他谈生意，令尊尊敬他，但令尊从来不相信他，还有他那西西里来的信差。

有些风景，一旦入眼人心，即便刹那，也是永恒。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查看欧洲地图你会发现，希腊如同一只骷髅手，正将其瘦骨嶙峋的手指伸入地中海。伟大的克里特岛在其南面，公元前两千年，就是这只手，在这里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大门。越过爱琴海，东面便是小亚细亚，平静而略显麻木，然而在前柏拉图时代，这里曾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工商业中心。意大利在西边如同一座海上斜塔，与希腊隔伊奥尼亚海相望；继续往西是西西里岛和西班牙，都曾经是繁荣一时的希腊属地，最西边就是被我们称为直布罗陀海峡的“海格力斯④之柱”了，过去，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敢于取道这个阴森暗沉的口岸。往北是那些名叫塞萨利、伊庇鲁斯和马其顿尚未驯化、半野蛮的地区，然而，也正是从这里走出的一批又一批精力充沛的人，塑造和培养了荷马和伯里克利时代④希腊的众多仁人志士。

证明巴勒莫历史悠久的人是保罗·格罗萨克。《图书馆编年史》第四卷第三百六十页的一个注释已有记载；多年以后，《我们》第两百四十二期刊登了证明或公证文件。文件表明，有个名叫多明格斯（多梅尼科）·德·巴勒莫的意大利的西西里人，也许是为了保存一个难以西班牙语化的姓，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他的国籍，他“二十岁时来到本市，娶一个征服者的女儿为妻”。这位多明格斯·巴勒莫于1605年至1614年间在本市供应牛肉，马尔多纳多河畔有他的牲口栏，豢养或者屠宰野牛。牛已经宰光，但为我们留下一段明确的记载：“城市边缘的巴勒莫庄园有一头杂毛的骡子。”听来似乎荒谬，我仿佛看到了它很久以前的清晰而细微的形象，不想再添加什么细节。

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在放逐了上帝之后，人才发现自己是自由的。但几乎就在意识到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人发现自己陷入了虚无。在被抛入世的情境中，人如何发现寻求自己存在的意义？萨特提出人的选择和行动；加缪用西西福斯的神话告诫人们要勇于承担荒诞和虚无。

西西里黑手党用高超的手段杀人并巧妙地躲开惩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组织其成员，集影子政府、非法买卖和黑社会（就像共济会那样）的特性于一体，逐渐累积了财富和权力。之所以说“我们的事业”像一个政府，是因为它企图控制领土。之所以说“我们的事业”是一桩买卖，是因为它试图谋利――尽管用的是恐吓的伎俩。之所以说“我们的事业”是一个排他性的黑社会，是由于该组织挑选成员时极为慎重，并为了维护成员利益而制定严格的规则来约束他们的行为。“我们的事业”对其成员最主要的要求是谨慎、服从、残酷无情。

荣誉还包括对其他“君子”讲实话的义务，因此就有了黑手党之间臭名昭著的简洁谈话方式。乔瓦尼・布鲁斯卡说，他去新泽西拜访美国黑手党时，东道主们的健谈使他大为震惊。主人们为他设宴接风，然而刚进饭店他就吓了一跳：所有的黑手党分子都把情妇带过来了，他们还公开交谈彼此是哪个匪帮家族的。“在西西里，我们做梦也没想过以这种公开的方式对话，甚至连私下里也不会这样。每个人都只知道他该知道的。”布鲁斯卡说，他觉得太尴尬了，于是便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开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理，”他从美国之行中得出结论，“他们正大光明地生活，他们只在特殊情形下杀人，他们从来不像我们在西西里这样进行大规模屠杀。”

西西里文化长久以来一直和黑手党特性混淆不清，而这种混淆对有组织犯罪是有利的。人们认为黑手党这种有组织犯罪并不存在，这对黑手党这种违法组织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帮助。有人争论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秘密犯罪组织”；“那只不过是那些不理解西西里人思维方式的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阴谋论”。无数作家也反复谈论着这个错误的观点：几个世纪以来的外来入侵使得西西里人对外来人很有戒心，所以他们更倾向于自己内部解决纷争而不是诉诸警方或法庭。

我们现在才知道了真话对黑手党来说是极其珍贵而又危险之物。当一个“君子”加入西西里黑手党时，他的宣誓之一就是永远不欺骗其他“好汉”〔※最早对初入黑手党组织的成员的一个称呼。〕，而不管他们与自已是否同属于一个家族。从此之后，任何黑手党成员只要撒了谎他就会明白自己离“硫酸浴”〔※黑手党杀人后，会将尸体丢入硫酸溶解掉。〕不远了。与此同时，高明的谎言在“我们的事业”内部的权力争斗中成为一件有力的武器。最后，大多数黑手党成员都变成了急性偏执狂。正如布西达所言，“黑手党党徒永远活在被审判的恐慌之中――不是执法人员的审判，而是黑手党内部恶毒的诋毁。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有人在诽谤他们”。

西西里黑手党的恐怖在于像“杀人者”这种人并不被认为疯狂。在“我们的事业”看来，他们的这些行为与荣誉准则或者说与为人夫、为人父的身份一点也不冲突。在他决定做污点证人之前，布鲁斯卡做过的任何事情，包括杀害一名比自己的孩子大不了多少的男孩，也并没有被黑手党看作是不光彩的。

模糊黑手党和西西里人之间的界限还会使针对暴徒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变得徒劳无功。既然所谓的原始西西里人心态是罪恶之源，那么如何能只起诉黑手党而不把整个岛的人都送上被告席呢？正如意大利谚语所说，“如果每个人都有罪，那么大家也就都无罪了”。毕竟，法不责众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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