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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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n作者：【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让李嘉图以及之前的经济学家如此着迷的专业化概念，在由政策制定者强制实施后，却把国家弄得一团糟，因为它使经济体更容易出错。但通过进化的方式逐步地实施后，它却非常有效。这是经济学家可以启发我们怎么做，却不应该指手画脚地告诉我们怎么做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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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性可以成为做事的替代性方式，拥有很大的力量，因为利多弊少的不对称性造就了它的某些重大优势。它是驯化不确定性，并在不了解未来的情况下理性行事的方式————唯一方式，而依赖于叙述的方式则完全相反，因为你会被不确定性所驯服，并往后倒退。并且，你不能天真地用过去来预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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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知识分为两类————正式的知识和胖子托尼式的知识，后者深深地扎根于试错和冒险带来的反脆弱性中，采用的是不利因素更少的杠铃策略，即一种去知识化的冒险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独特的知识方式。在一个不透明的世界里，这是唯一可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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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种进化不是关乎思想之间的竞争，而是基于这些思想的人和系统之间的竞争。一个思想之所以能够幸存，不是因为它在竞争中胜出，而是因为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幸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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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怀疑自己是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或者弗莱德的博士学位和研究生涯导致他无视常识，或奇异般地丧失了这种常识————又或者说，缺乏常识的人才有动力和兴趣在经济学的虚幻世界中追求博士学位。这是不是选择性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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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芝加哥做场内交易员时就注意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观察到，资深交易员都拒绝接触数学公式，他们使用简单的启发法，并声称：“有本事的人可不用表格”这里的“表格”指的是电脑中输出的复杂公式和计算。然而，这些人生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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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使用简单的启发法，并声称“有本事的人可不用表格”这里的“表格”指的是电脑中输出的复杂公式和计算。然而，这些人生存了下来。他们的定价比那些公式计算出来的还要精准且有效，最佳价格往往一目了然。比如，他们的定价考虑到了如何应对极端斯坦和“长尾”而这些情况往往是标准公式所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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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格感兴趣的问题有时与我不同：他着迷于金融课题，希望能收集金融从业者过去写的论文。他称自己为“收藏家”甚至以此作为自己的签名，因为他还去收集一些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期权理论的文章和书籍，由此我们对历史有了一个非常准确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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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兴奋的是，我们的证据一再证明，交易员的推理比公式有效得多。他们的推导方式比公式的出现早了至少一个世纪。至于这些方式的来源，当然是源于自然选择、生存智慧、师从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以及自身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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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员的交易→交易员发现技术和产品→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发现公式，并声称交易员在使用它们→新的交易员相信了学者的话→事情搞砸了（因为理论引起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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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者是不写文章的，他们只会放手去做。飞鸟果然会飞，但那些教导它们飞行的人，正是写故事的人。所以不难看出，历史实际上是由失败者撰写的，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学术地位也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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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得到了受人尊敬的《计量财务百科全书》的邀请，发表我们作为期权从业者的观点。所以，我们将我们的上一篇论文结合自己的体验写了一篇文章。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杂志历史版的编辑——巴纳德大学的一位教授竟然擅自修改我们的阐述，结果正好被我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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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经济思想史学家改写我们的故事，以至于削弱了甚至扭曲了我们的观点，他改变了知识形成的箭头方向，这就是科学史的形成过程。这个人坐在巴纳德大学的办公室里，对我们作为交易员的所见所闻指手画脚———竟然要求我们按照他的逻辑推翻我们自己亲眼所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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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思想史中运用些许逻辑和实证思考，摆脱教育的洗脑，就可以注意到类似的反知识形成过程。例如，脆弱推手、伯克利教授马克·鲁宾斯坦在他写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书中，将20世纪80年代金融从业者非常熟悉的技术和启发法归功于金融学教授所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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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只要在思想史中运用些许逻辑和实证思考，摆脱教育的洗脑，就可以注意到类似的反知识形成过程。例如，脆弱推手、伯克利教授马克·鲁宾斯坦在他写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书中，将20世纪80年代金融从业者非常熟悉的技术和启发法归功于金融学教授所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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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们并不是把理论付诸实践。我们是在实践中创造出理论。这就是我们的故事，读者很容易从这个故事和类似的故事中推断出，大家普遍混淆了这两者的关系：理论其实是解决问题后的产物，不能反过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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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历史学家戴维·埃杰顿告诉我的故事简直让我震惊万分。我们都认为控制论是由诺伯特·维纳在1948年发明的，但是工程历史学家戴维·明德却揭穿了这一故事。他指出，维纳只不过是阐述了在工程领域早就实行多年的反馈控制和数位运算的概念。然而，人们都误认为这一切归功于维纳的数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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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在工业革命前两千年就已经发现和发展出蒸汽机了。现实中行得通的事物往往源于实践，而不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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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世纪科学史学家居伊·博茹昂的记载，在13世纪之前，整个欧洲不超过5个人知道如何进行除法计算建筑师不必了解我们今天所用的方程式仍能弄明白材料力学，他们建造的建筑物大部分都屹立至今13世纪的法国建筑师维拉·德·奥内库尔用皮卡文记笔记，还画了很多图，说明教堂是如何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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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相当肯定，罗马人————这些令人钦佩的工程师在建造水渠的时候并不懂数学（罗马数字让定量分析很难进行）否则，这些工程将不复存在，因为数学的一个明显的副作用是促使人过度优化，并偷工减料，从而造成脆弱性。只要看看新工程比老工程更易损坏，就可以明白这一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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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维特鲁威写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之后约300年的《建筑十书》，该书被誉为建筑学圣经。书里并未涉及多少正式的几何理论，当然也没有提到欧几里得定理，大部分内容都是启发法，就好像师父指导徒弟一样。在文艺复兴之前，数学只用于智力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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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之间会有一整套知识技能的传承，而且这种传承方式让等级成为筛选过程中的一种工具，或者使某种职业更受人尊敬，或提供其他类似的帮助，但绝对起不到系统性的作用。而知识的作用之所以会被高估，是因为它们被过度宣传了，可见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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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有纯物理学，基于理论来推导理论，运用一些经验验证。在这里，“认知基础”就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就是一个完全通过理论推导来找到粒子的现代案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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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今天的医学，也保留了学徒制的传承模式，理论科学仅作为背景知识，使医学看起来像是科学。如果离开了学徒制的传承模式，那么一定是以证据为基础的“循证”方法，对生物学理论的依赖较少，而对经验规律的依赖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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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向前发展的箭头，而且一往无前。尽管科学在计算机的发展旅程中还是有所作用的，毕竟计算机技术在许多方面都得依靠科学。但是，学术科学绝对无法预设计算机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学术科学是在一个不透明的环境中，受制于机会性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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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一位睿智的观察家李约瑟的作品中就能看出，中国可能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故事，李约瑟揭穿了不少西方观点的谬误，而看到了中国科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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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达姆的传记作家西蒙·温彻斯特曾引用了汉学家伊懋可对这一问题的描述，原因在于中国没有拥有，或者说不再拥有他所说的“欧洲人自由探索、改良改进的狂热”因此，虽然中国人拥有发明纺纱机的所有技术，却没有人去尝试。这是知识阻碍了可选择性的另一个经典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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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能需要一个像史蒂夫·乔布斯那样缺乏大学教育但却积极进取的人，利用天时、地利完成时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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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形成，甚至连理论的形成，也得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你忍受枯燥的学习，并牺牲做其他轻松工作带来的自由。只有这样，你才能摆脱类似新闻工作的压力，那种文章发表后就等待它过时消亡的现代学术风气。要知道，那只会生产肤浅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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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纪，技术知识和创新有两大主要来源：业余爱好者和英国教区的牧师而这两种人恰好都处于杠铃策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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