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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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n作者：【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在怀疑论信仰主义者阿尔加惹尔的眼中，知识不是掌握在人类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亚当·斯密称之为市场规律，而一些现代理论家将其理解为自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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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生物学的研究背景，作家马特·里德利拿出了更有力的论据。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具备协作、参与经营、提出意见、相互配合的能力。合作能带来爆炸性的利益，即数学上所说的超叠加功能：一加一超过二，一加一加一远远超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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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能带来爆炸性的利益，即数学上所说的超叠加功能：一加一加一远远超过三。这是纯粹非线性的爆炸性利益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有关不可预测性和黑天鹅事件影响的论点：由于你无法预测合作，也不能指导合作，你就无法看到世界的发展方向。你所能做的就是创造一种有利于合作的环境，为繁荣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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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都热衷于制订战略计划。它们需要花钱来弄明白自己究竟该走向何方。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战略规划起到了作用，反而否定它的证据倒有很多。管理学者威廉·斯塔巴克已经发表了多篇论文来反驳规划的有效性——规划使公司无视选择权，因为它的行动方针已经过于僵化以至于无法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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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管理理论，从泰勒主义到所有的生产力故事，经实证检验后，都被证明是伪科学————与大多数的经济理论类似，它们都经不起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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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缺乏证明某事的证据错当成证明某事不存在的证据，这一简单的观点意味着：对反脆弱性的事物而言，好消息从过去的数据中是找不到的，而对于脆弱性的事物而言，坏消息倒是很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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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的、你看不到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带来好消息，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带来坏消息。而在极端斯坦下，情况会变得更加侧重某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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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之前的图表中所示的来自试错法的收益吗？当你致力于自由探索时，你会犯很多小错误，承受很多小损失，随后你会偶尔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这种方法从外部来看可能令人讨厌———它隐藏了自身的优点，而不是掩盖自身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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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记住的是，长期受“火鸡”问题影响的人往往会低估不利事件的数量。简单来说，罕见的事件总是罕见的，而且在过去的样本中往往找不到，鉴于罕见事件几乎总是负面事件，我们头脑中呈现的常常是比现实更乐观的画面。但在反“火鸡”问题中，我们看到的恰好是其镜像，是相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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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面不对称性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反脆弱性的情况下，“看不见的”事物是正面的。因此，“经验证据”往往会忽略正面事件和低估总收益。这也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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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负面不对称的脆弱情况下，样本记录往往会低估长期的平均值，它会隐藏其缺陷，而展示其优点。这样的结果让生活变得更简单。但是，因为标准方法并不考虑不对称性，使得研究了常规统计数据但却对这一主题没有深入研究的人会错误地理解“火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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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面不对称性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反脆弱性的情况下，“看不见的”事物是正面的。因此，“经验证据”往往会忽略正面事件和低估总收益。这也是一个问题。在负面不对称的脆弱情况下，样本记录往往会低估长期的平均值，它会隐藏其缺陷，而展示其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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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加里·皮萨诺的哈佛商学院教授写了一本有关生物技术潜能的书，在书中他就犯下了初级的反“火鸡”错误。他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损失有限而潜在利益无限的正业中，你看不到的东西可能很重要，但其踪迹却被掩埋在历史数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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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萨诺写道：“尽管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整个行业也实现了惊人的增长，但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根本没有任何利润”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据此进行的推断却是错误的，甚至可能是落后的。原因有二，而且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重申一下我的逻辑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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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极端斯坦下，“大多数公司”都没有利润———罕见事件占据主导地位，少数公司创造了全部利润。为什么皮萨诺教授这类人的想法会有危险呢？重要的并非它会阻碍生物技术的研究，而是这种错误遏制了经济生活中具有反脆弱性特征的一切事物，因偏好“肯定正确”的事情而变得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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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再保险公司（对灾难性事件提供保险保障的公司）时，福鲁特认为他发现了偏差。相比再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它们赚了太多的利润，因为灾难发生的频率往往少于模型中所反映的频率。但他忽略了一点，即灾难只会给它们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且往往淹没在历史数据中（再次说明，它们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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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火鸡问题。要知道，仅仅因为一个事件“石棉负债”，就让劳埃德保险公司完全破产，失去了几代人积累的财富，且仅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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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回报一种是“左边受限”即损失有限，如泰勒斯的赌注一种是“右边受限”即收益有限，如保险公司、银行等这其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因为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不是属于第一种就是属于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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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投资对象，有助于我们对商业计划书之类的文字叙述产生免疫力。这样做才可以确保提高你的强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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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中交织着我们对凸性自由探索、反脆弱性，以及如何驯服随机性的诸多误解，虽然这些都不是有意识的，也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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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的思想家和理论化的理论家经常写书。凭直觉行事的人往往都是实践工作者，他们大多满足于做令人兴奋的事，赚钱或赔钱，以及在小酒馆里聊天。他们的经验往往被学者们正式化。事实上，写历史的人是那些想要你认为推理可以垄断或近乎垄断知识生产过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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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是反理论的务实一族而阿拉伯人喜欢所有有关哲学和“科学”的东西，并把此前籍籍无名的亚里士多德推上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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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带来了医学的学术化与制度化，从而引发了医源性损伤的初次大爆发，直到最近这种情况才开始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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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的生活遵循正常的秩序，我们就需要一些随机性、混乱性、冒险性、不确定性、自我发现、非致命的挫折等来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总好过整日离不开排得满满的日程表和闹钟的、自以为是的、结构化的、虚伪的、低效的首席执行官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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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为了生活而学习，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 塞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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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大部分矛盾就发生在一个人试图通过弱化和脆弱化来激发理性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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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地观察父亲让我认识到，一个毕业生代表意味着什么，一个聪明学生意味着什么，大部分的情况下它们都有非常消极的意。聪明学生一般无法理解，他们的聪明会让他们无视一些东西。当我在交易所工作时，这个念头就一直萦绕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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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券交易所，大部分的时间就坐在那里等待事情的发生，这就好像人们在酒吧里闲坐，或黑手党“四处溜达”在这里，我学会了怎样挑选那些在坐着什么也不做的情况下，有能力和别人打成一片的人。我以人们的周旋能力为筛选标准进行选择，好学的人一般不善于与人周旋：他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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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10岁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好成绩在校外不像在校内那么受欢迎，因为它们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有得必有失。实际上，我的父亲一直在向我暗示好成绩所带来的问题：当时他们班上成绩最差的一个学生结果成了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是迄今为止他们班上最成功的人。他刚好是我在沃顿商学院的同学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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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的父亲似乎并不重视教育，但却重视文化或金钱，他鼓励我去寻求这两样东西，我最初寻求的是文化。他总是对学者和商人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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